今天的东京日本武道馆里，参加柔道男子90公斤级的波勒·米森加仅获得了一次出场机会，等了5年，他的第二次奥运之旅被匈牙利选手托特·克里斯蒂安极速终结，他止步于32强，后者最终成为了本届赛事的铜牌获得者。

　　随着米森加离场，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成员已有20位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他们几乎都像米森加一样，在赛场“昙花一现”。

　　“我还没尝够奥运的滋味。”难民代表团拳手罗德里格斯在7月26日的东京国技馆经历了一场速败，在男子75公斤级预赛中，比赛首回合进行不到一半即被终止。罗德里格斯上场仅10秒就被对手重拳击倒，此后又连续挨拳，裁判不得不终止比赛，罗德里格斯眼中含泪走下赛场。没有大赛经验的他在参加过世锦赛的对手面前不堪一击，但学习拳击已有15年经历的他，期待在奥运赛场展现得更多一点。

　　通过国际奥委会的官网介绍，24岁的罗德里格斯出生于委内瑞拉，学习拳击只是为了在乱局中保护自己。物资匮乏让他无法在国内继续职业生涯，他于2018年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申请避难，获得难民身份，也帮助他此后得以登上奥运赛场。“本想代表数百万像我一样背井离乡但却继续追梦的人。”但他的奥运经历不到两分钟，“还不知道奥运是什么滋味。”

　　同样在出场就被淘汰的还有第一个比赛日出场的射击选手卢娜·所罗门。

　　卢娜在厄立特里亚长大，在这个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国家，射击这项运动并不为人所知。为了“自由”，她于2015年从故土逃往瑞士，在洛桑生活期间，她遇到了意大利三届奥运会冠军射击运动员尼科洛·坎普里亚尼，也由此第一次以体育运动的方式“认识”射击，“在那之前，我都不晓得射击可以作为一项运动。”

　　在坎普里亚尼的训练场馆里，训练场地和装备都是无偿使用，这使得卢娜和其他几位和她近况相似的运动员得以在射击场上追求新的生活，甚至梦想。这些运动员多是来自没有能力提供场地和经费发展射击运动，但生活中不乏枪林弹雨的国家，成为射击运动员是他们以往很难想象的事。在追求奥运梦想的过程里，怀孕和分娩一度让卢娜中断训练，但奥运会推迟一年让她有机会回到赛场迎头追赶，最终，她如愿拿到奥运资格，即便她能触碰到的只是“及格线”。然而，她的奥运旅程结束在了开赛的那个早上。

　　但竞技场上的“昙花一现”是否代表难民选手的出战会被忘记？

　　东京奥运会，米森加的赛场看台上没有观众，混采区也走得非常轻松，但这不代表这位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难民代表团成员没有“粉丝”。在社交媒体上，来自刚果(金)的米森加获得了极大关注，有未能前往东京的记者发布了5年前在里约赛场拍摄他的图片称：“我最值得骄傲的一次采访，米森加出场。”有巴西的观众对着电视屏幕拍摄他比赛的画面，问道：“这是在巴西练柔道的哥们儿么？嘿，我在比赛现场见过他。”

　　“ROT！”“ROT！”米森加还记得5年前，里约奥运会的柔道馆全场观众整齐的声音，他们呼喊的是“Refugee Olympic Team (奥运难民代表队)”的缩写，他是场上的主角。不过，里约的首秀，他的运气显然好于今天在东京，当时，米森加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神勇闯过首轮，虽然次轮被韩国选手郭同韩淘汰，但当他离场时，全体观众起立鼓掌，如潮的欢呼让他有些发懵。

　　更让他惊讶的是，走进混采区，涌向他的记者不亚于采访当红体育明星的规模，闪光灯闪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混合采访区二三十米的路，他挪了近40分钟，也正是这距离很短却耗时很长的一段路，让米森加和他的故事传进了千家万户。

　　米森加和另一位难民选手约兰德·玛比卡的教练吉拉尔多·伯纳德曾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他从2015年开始教二人柔道，初次见他们时，“他们甚至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能穿着训练”。一个奥运周期过去，在国际奥委会官网拍摄的纪录片里，米森加提到参加奥运会后的变化说：“你能想象吗？我走在街上甚至被人认了出来。”

　　让人们记住米森加的不是他在运动场上的表现，而是他在人生赛场上的坚持。

　　因为一场被计入联合国档案的战争，他的母亲在他9岁时被杀害，两个兄弟下落不明，流离失所的他被送往金沙萨的救济站。为了在逆境中生存，他去柔道学校学习，但那是一个“在比赛中失利了会将运动员关进笼子的地狱”。

　　2013年，当他随队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世锦赛时，他和队友玛比卡逃了出去，没钱、没有签证、只能藏在贫民窟里，一年后，他们拿到了难民身份，却因国际奥委会组建难民代表队而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他们被推荐跟随赫赫有名的柔道教练伯纳德学习，从此，真正成为了一名柔道运动员。“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家庭来指导你做什么，而我什么都没有。还好柔道让教会我平静、守规则以及履行承诺。”

　　同样在上届奥运会后被记住的还有尤丝拉，这个被称为“最美难民运动员”的姑娘担任了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旗手。

　　2015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尤丝拉姐妹和其他30名难民一起乘船逃出叙利亚前往德国，逃到希腊莱斯沃斯岛时，船只发生故障，从小学习游泳的她们和另外一名女子跳到海里拖拽船，最终到达了安全的地方，这次海难的经历，让她对游泳产生了恐惧，“那是艰难、非法的旅程，很多人死在了途中。”

　　到达德国汉堡后，她克服了恐惧，重拾对游泳的热爱，“游泳确实挽救了我的生命，希望游泳也能帮我重拾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由于父亲是一名游泳教练，尤斯拉称自己“几乎在走路之前就接触游泳了”，于她而言“运动是我们的出路，这给了我们建立新生活的希望”。

　　事实正是如此，尤斯拉被选中参加了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难民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她由此一跃登上了世界舞台，在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我想尽可能改变人们对难民的看法，让每个人都明白逃离家园不是一种选择，而且难民是普通人，如果有机会，他们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

　　但她最初拒绝了加入难民代表团的提议，因为她认为“难民”是一个贬义词，但里约奥运会真正改变了她的想法，“当我第一次来到德国时，我真的非常为‘难民’这个词感到羞耻，我很难过，我觉得人们会认为我很穷或很愚蠢，或者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或机会。当我来到奥运会时，一切都变了，老实说，五年前走进里约奥运会的体育场，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不，别再只顾自己的感受了’，我在这里做的一切是关于难民、关于运动员的、关于为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希望在代表难民时我能展现良好的一面。我将永远为他们而战。”

　　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队共计29位运动员，来自11个国家。难民代表队领队特格拉·洛鲁佩曾表示：“运动员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难民。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是团结的人民。体育运动是我们的通用语言，让我们带来欢乐吧。”

　　作为建立难民代表团的发起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希望通过这支队伍提醒世界，难民危机依然严重，也向全世界的难民传递信息，“他们也可以像任何人一样，用他们的才能与毅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一支难民代表团成立时，巴赫就提出要向全球难民传达一种希望，让大家重视难民危机。”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因此，当时对加入难民代表团的人选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联合国难民署承认的难民，还有一个是拥有运动员的职业经历。

　　“但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难民是否真的能代表难民中最高的运动水平呢？其实很难达到。这就出现了他们在竞技场上表现不充分的情况。”他表示，因此，随着难民代表团持续出现在奥运赛场，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其意义和价值，认识到组建这支队伍不仅是竞技体育范畴的事情，更多要展现友谊、尊重和点燃全世界难民的希望，另一方面，国际奥委会也要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遴选出难民中的高水平运动员，让这项政策更好地延续下去。“在这种趋势下，作为一个正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我们能否在这个问题上跟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展开一些合作，例如，帮助遴选出的难民选手提高运动表现等，我想这既是机遇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记者 梁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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