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川市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园中，星罗棋布地坐落着9座西夏帝陵和270多座陪葬墓，规模宏大，铺陈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西夏是中国11世纪—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以汉族为重要民族构成，同时有回鹘、吐蕃等民族参与的王朝，其疆域涵盖了今宁夏、甘肃大部，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一部分地区。西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继承、效法中原王朝，社会发展进步很快，在推动中华文明传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夏陵是中国关中地区以西规模最大且具有特色的帝陵。作为西夏王朝的重要遗存，西夏陵以特殊的方式见证着近两个世纪西夏王朝的历史，浓缩了文化、艺术、宗教等多方面信息，更显示了中原文化在西夏传承与发展的脉络，多维度、立体化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与融合的壮丽篇章，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一

中国古代帝陵是历代帝王及其后妃的陵墓，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西夏陵所反映的陵寝制度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党项族在隋唐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的川西一带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当时党项族“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可见当时党项族丧葬的简约。党项族在唐代北上迁徙至今陕西北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和河西走廊一带，逐渐发展壮大。近年在陕北和内蒙古交界处出土了一批唐代至宋初党项族贵族的墓志刻石，反映了当时党项族吸纳了中原地区的丧葬形式，将土葬和火葬结合，其上层实行墓志铭制度，葬礼有大量番、汉人员共同参加，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融洽关系。党项族势力不断壮大，先后被唐、五代各朝、宋朝封为节度使。后自立政权，先后被宋、辽、金朝封为夏国王、夏国主。至李元昊时自立为帝，设官任职。在丧葬方面也效法中原，形成西夏陵寝制度。

在西夏，历代都有了解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汉族高官，如太祖李继迁时期的张浦，景宗元昊时期的杨守素、张元等。西夏皇帝和一些党项族大臣、文人对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也很熟悉。早在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李德明便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元昊追谥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这些谥号、庙号和陵号都学自中原王朝。西夏与宋朝的密切来往中，相互吊祭皇帝和太后的丧事成为双方重要的礼仪。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宋朝皇帝或皇太后去世时，西夏派使臣前往吊祭，西夏皇帝或太后去世时宋朝也派吊祭起复使等官员到西夏吊唁。如宋景德四年（1007年）西夏王李德明母罔氏死，宋朝派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前往西夏，德明以乐迎至柩前，自陈感恩。后德明又献马五百匹，助修宋朝真宗章穆皇后园陵。天禧元年（1017年）德明丁母忧，宋朝派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和致祭使到西夏。宋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母卫慕氏死，遣使至宋朝告哀，宋朝派出致祭使、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到西夏。可见西夏正式立国前对宋朝的陵寝制度全面效法，并与宋朝互动。西夏立国后更是坚持实行宋夏吊祭往来，如宋庆历八年（1048年）元昊死，宋遣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嘉祐元年（1056年）西夏毅宗母没藏氏薨，派使臣到宋朝告哀，宋朝派吊慰使至西夏。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崩，赐西夏以遗留物，西夏遣使到宋朝奠慰。同年西夏惠宗母梁氏薨，宋朝又派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有时西夏的使臣还到宋陵祭祀，参与祭奠的全过程。西夏陵寝制度的发展体现了西夏文明程度的提升，同时也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包容融合。

二

西夏陵在选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也透露出西夏王朝对中华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尊崇，体现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中原王朝的陵寝有背靠山、面临水的布局传统。如唐陵分布在关中北山山脉各山峰的南麓和渭河以北地区，宋陵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西夏陵总体布局是背靠贺兰山，面向黄河，也选择了靠山面水的地形。这里坡高地阔，居高临下，俯视银川平原，极目远眺，可以看到逶迤流淌的黄河，不仅增添了壮丽的自然景观，更体现了西夏王朝对中原王朝陵寝布局传统的承袭与发扬，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缩影。

西夏陵园宏伟宽阔，但其范围与唐、宋皇陵相比仍显狭小。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鼎盛时期，皇帝即位之日就开始修造陵墓，陵园规模宏大。宋代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限于埋葬制度有“七月之期”的时间限制，因而陵区面积和陵园规模较唐陵显著缩小。然宋陵与西夏陵相比规模依然要大得多。西夏陵每一座帝陵都各自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建筑群，布局也大致相同，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组成，内城有献殿、鱼脊梁和高大的陵台。这与中原地区唐陵、宋陵的布局如出一辙。只是西夏陵在细节上与唐陵、宋陵有所差异，如将石像生群安置在月城内御道的两旁，从而缩短了陵园前后间的距离，增加了月城建筑，使布局更加紧凑。其陵台不在墓室之上，不起封土堆作用，也不似北宋陵为覆斗式陵台，应是一座密檐式多层实心高塔。其墓室不作砖室，而是在墓室四壁立护墙板，表现出西夏皇帝墓室建筑的特殊习俗。这些特点丰富了古代皇室丧葬文化及其内容，使西夏陵成为中国古代陵园中具有民族特点的独特景观，同时也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过多次考察和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些八九百年前的文化瑰宝直接反映着西夏帝陵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特点，同时也展现着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多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中华优秀文化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夏灭亡后，元朝修前朝史时未修西夏史，因此西夏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近几十年来，专家们在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文献、考古、文化、宗教、西夏遗民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掀起了西夏研究热潮。西夏陵的出土文物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使得从各种不同新视角下探讨西夏文化交流、传承与融合成为可能。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包括石雕、陶瓷、铸造、纺织等门类，多属手工业制品。党项族原来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后来亦从事农业生产，又逐步学习接受各种手工业行当，并吸纳汉族手工业工匠参与制作，传承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手工业技巧，还在很多行业中有所创新，为发展中国的手工业技艺作出新的贡献。

其中6号陵出土有两段雕凿精细的雕龙栏柱，柱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祥云缭绕，造型生动，展示了当时高超的石雕技艺。其上的龙纹图案，代表着皇室，与中原地区的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反映了西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明确规定在西夏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龙的图案。这一雕龙栏柱证实西夏与中原王朝一样也将龙作为皇室象征。

西夏陵园出土了两座石雕人头像，神态自若，栩栩如生。这些与真人等高的石像应是墓道两旁的石像生，证明西夏陵的墓道两旁与唐、宋陵一样有石像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西夏陵园3个陵的碑亭遗址陆续出土了9座人像石碑座。这种石碑座近似正方体，有男性、女性之别，皆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这种负载石碑的底座，是在传统的石碑座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形式，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77号陪葬墓出土有硕大的鎏金铜牛，长1.2米，外表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堪称艺术珍品，这样大型精美的金属铸造品反映出西夏成熟的铸造工艺。

西夏陵还出土了殿堂上的大型装饰鸱吻、摩羯和妙音鸟。它们原来被装饰在金碧辉煌的大殿、门楼或墙脊上，给整个建筑物增添了威严肃穆、富丽堂皇的气象。中原地区在殿堂的房脊上安放鸱吻由来已久，这些文物反映出西夏也效法中原在陵区大型建筑上使用鸱吻。妙音鸟又称迦陵频伽，在佛经记载中妙音鸟能给人带来幸福。陕西省唐代法门寺地宫中曾出土有纹壶门座银棺，其侧面有飞翔的人面鸟身的鎏金迦陵频伽鸟。宋陵中宋太宗永熙陵北的李后陵中，刻有迦陵频伽图像。西夏陵园中的迦陵频伽形象，展现了西夏王朝对佛教文化的重视和推崇，也展示了西夏在接受中原文化时的创新和发展。西夏陵园出土的大批建筑构件，包括砖、瓦当、滴水等，都反映出西夏建筑的工艺水平，其技艺来自中原，足可与中原建筑构件相媲美。

西夏陵出土的丝织品有素罗、纹罗、工字绫、棕色异向绫、茂花闪色锦等，多是当时织物中的精良品种。党项族原以毛皮为衣服，迁徙至西北后开始穿着纺织品。宋朝纺织水平很高，产量也很大。早在西夏立国前，就从宋朝取得赐绢，宋、夏和盟后，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达15万多匹。李德明曾对其子元昊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后来西夏在中原先进纺织技术基础上发展起自己的织绢业，西夏政府设置织绢院专管织绢事业。西夏为学习中原的丝绢纺织技术，曾多次向宋朝要求派遣熟悉丝绸纺织的匠人，后来西夏的纺织品已具有与中原接近的水平。

四

西夏陵建有碑亭。每座帝陵一般为两座或三座碑亭，有的大型陪葬墓也有碑亭。在西夏陵多座碑亭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碑石残块，共有3700多块，引人注目。由这些残碑石可以推想当时西夏陵园碑刻林立的景象。西夏灭亡后，西夏陵墓碑遭到破坏，碑石残碎，被掩埋于地下。这些碑石虽已残碎，但其透露出的大量信息仍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并多方面地展示出浓厚的中华文明色彩。

这些碑刻包括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大量汉文碑石证实汉族及其文化在西夏的特殊地位，即便是在党项族皇室的帝陵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仿照汉字创制的西夏文，是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是最像汉字的少数民族文字。两种文字的石碑在各帝陵和陪葬墓的碑亭中并存，显示出党项族和汉族文化在西夏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两种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相互印证，记录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残存碑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通过碑文可以了解到西夏王朝的君主世系、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如7号陵碑亭出土的西夏文篆字碑额译为“大白高国护城神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可以确定该陵为西夏仁宗皇帝的陵墓，并由此了解到仁宗有这样一种既承袭中华帝号传统、又以“城”为号的特色称谓。

距6号陵1700米的182号陪葬墓，由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知是“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的墓。据残碑知此人是毅宗、惠宗、崇宗时的朝中大臣，位居枢要，掌管军政大事。但他的名字和事迹不见其他史书记载。碑文补充了西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信息，并证实西夏承袭了中原王朝的封王制度。

西夏的职官制度仿效宋朝，传统汉文史书已有记载，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如《天盛律令》和《官阶封号表》等又做了补充和完善。《官阶封号表》显示出西夏有不同于职事官的另外一套“官”的体系，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勋官。西夏陵的西夏文残碑文中有“上柱国”的称谓，汉文碑文有“柱国”的称谓，证实西夏有勋官之设。西夏文和汉文残碑中都有“金紫光禄大夫”，可知西夏有阶官之设。勋官是中原王朝授予有功人员的荣誉称号，作为对官员功绩的表彰和奖励；阶官是按照官职等级划分的官员，具有明确的等级和相应的职权。西夏陵碑文中的记载补充了西夏职官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彰显了西夏不仅在职事官方面延续中原传统，在勋官和阶官方面也承续中原王朝体制。西夏陵汉文残碑中两处有“食邑”的记载，食邑是王朝皇室对王公贵族赐以封地的制度，西夏继承了历代王朝的食邑制度，并将这种制度的实践记录在碑刻之中，补充了史书的某些缺载。

《宋史·夏国传》记载，宋绍兴九年（1139年），在西夏一官员家长出灵芝，崇宗乾顺作《灵芝歌》，中书相王仁宗和之。但史书未录其具体内容。在西夏陵6号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分内容的汉文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等语句。这一残碑石不仅证实了史书的记载，保存了《灵芝颂》的部分内容，也显示出中原祥瑞习俗与诗歌文化对西夏的深刻影响。

西夏陵出土残碑上的文字除碑额为篆书外，其余无论是西夏文还是汉文多为正楷。同一帝陵碑亭出土的残碑有多种不同的字体类型，显示出碑亭中原有多方碑石。因是在帝陵中立碑，书写者均是名家高手，所刻文字书法精良，雕刊精细，展现了西夏书法艺术的水平。其中有的端正大方，有的字势豪迈，有的温淳婉丽，有的圆熟深沉，有的似瘦金，有的类院体，有的镌刻后再涂金色，使文字熠熠生辉，反映了西夏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

（作者：史金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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