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中双语小说《红浮萍》《雪百合》，到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再到纪实文学《不远万里》《尺素天涯》，李彦的创作与翻译总是与中国人文历史、红色岁月息息相关。她近期给我们带来的译作《1937，延安对话》，被誉为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以真实而自然的访谈记录，客观再现了中共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与思想理论，生动刻画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气质、对中国革命的前瞻性思考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身为游子，对故园总是充满回望与想象，更被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所震撼。收到《当代》杂志的邀请后，我便积极投入到《1937，延安对话》的翻译中。”李彦说。

然而，翻译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这样一部红色作品，不仅需要对党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还要知道当时的外国人是如何用英语来表达这一切。正如《1937，延安对话》序言中，欧文·拉铁摩尔教授所说，当翻译是个非常不幸的苦差事。因为译者不得不全神贯注应对每一个词组、每一个短句，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对此，李彦坦言：“仅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宁愿自己搞创作，也不愿翻译他人的作品。创作时，思绪可不受拘泥，是一种享受；而历史文献的翻译，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译者的耐心和责任感是严格的考验。《1937，延安对话》，是一部涉及中共党史的文献，翻译时更不可随心所欲。”

李彦举了一个例子，原著中，毕森与朱德会见时提到一句话，是“毛泽东的名言”。若直译这句话，就是“政治让枪口朝前射击”。李彦幼时熟读《毛主席语录》，从未见过这句“名言”。她推测这句英文应该指的是：“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为了核实她的推断，李彦请教国内权威专家，最终得到核实与确认，原汁原味译出了这句话。

李彦信奉严复“信、达、雅”的标准，认为对红色著作翻译更要遵循“信、达、雅”。她赞同一些学者对三者关系的阐释：“信”“达”两字互为依存，“达”“雅”两字互为联系。“信”是目标，“达”是手段，“雅”是服务“达”的辅助手段。翻译红色著作时，尤其要强调严谨准确（信）、归化性可读（达）、文学艺术化写译（雅）。这在《1937，延安对话》的翻译中有充分的体现，译文中不乏带有汉语特色的成语，如声名鹊起、作茧自缚，和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等中国谚语。李彦通过融入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中文词汇和成语，来增强可读性。书中还可见大量陕西方言以及中国革命年代特定的术语，如红小鬼、陕甘宁边区、农民互助组等。

中外文学双向互译，是李彦近年来关注的问题。在她看来，翻译对讲好中国故事十分重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多都反映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宽厚忍耐、悲天悯人的情怀，非常值得翻译推荐，介绍给世界人民。要加大对青年学生的培养力度，让更多人有兴趣、有能力投入中外文学翻译实践中。”李彦说。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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