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曙光照在先农坛体育场。伴着鸟叫，球场外圈跑道上，年轻的田径运动员正练慢跑。进入综合训练馆，四围绿墙透着“老劲儿”，顶头是两行大字：“全运会夺金，为先农坛添彩；奥运会夺金，为北京人民争光！”

在北京，相对于“鸟巢”“水立方”“冰丝带”等大型现代体育场馆，先农坛体育场的名号似乎不太起眼，可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地位：1949年10月22日，新中国首次新型运动会——首都人民体育大会在此举办，3万多人参与；这儿，是毛泽东唯一一次现场观看国际足球比赛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0年里，它一直被作为国家体育场来使用。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曾长期被西方列强讥为“东亚病夫”。1949年之前，中国人体质普遍羸弱、体育水平低下，从未产生过世界冠军。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不到20天就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商议体育发展大计。首都人民体育大会正是在此背景下举办的。

同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和一部黑白纪录片，留存了当年首都人民体育大会的盛况。场地虽简陋，但包括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运动员、普通市民在内，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新中国的蓬勃朝气。“从来不准进入运动场的工人，今天也有权利参加拔河竞赛了！”纪录片里这句旁白，道出新中国、新政权对人民的意义。

褪去历史尘埃，曾经的国家体育场已变成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名的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前身是北京体工大队）就设在这里。

下午两点，乒乓球馆内，40多名小队员跟着教练“上能力”“上质量”。正手、反手，拉球、扣杀……几分钟下来，小队员们拍着胸脯气喘吁吁，无氧的高强度训练挑战着他们的体能。教练员杨凯说，这是在“拉极限”。通过不断苦练，手上分寸会形成下意识的动作。“这么小的球，兼具力量、速度和旋转，得练、得琢磨。没什么捷径，只有练！”

隔壁体操训练馆，小队员正在不同的器械上旋转、腾空。体操男队主教练陈刚对记者如数家珍：“一线队12名队员，3人拿过全国冠军，4人全国前三；二线队是从全国选拔的尖子，基本都是适龄段各省市冠军或全国前三名。多年来，体操男女队共培养出8名世界冠军。”

郎平、张津京、张怡宁、马龙、丁宁、滕海滨、何可欣……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从先农坛走出。成立至今，先农坛体校共培养各类体育人才1万余人，其中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68人次，亚洲冠军27人次，全国冠军1241人次，堪称国内体育界名副其实的“神坛”。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农坛体育场仅有一个带看台的简易田径足球场，外面是铁皮封顶的棚子，场内遍地石砾，时常灰尘弥漫。老一代中国体育人“席棚里上课、看台下安家”，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先农坛体校办公室主任王晨曦告诉记者，经过多次改建，现在的先农坛场馆设施齐备，运动员吃住、训练、上文化课、康复、身体机能监测等需求，都能一站式搞定。

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先农坛精神仍在激励着“后浪”们。

体操馆里，记者见到一名正在蹦床上练习的小队员。她9岁入校，已在先农坛度过了7个年头，最好成绩是全国亚军。受过伤，遇过挫，但从没想过放弃：“马上要开全运会了，得拼命训练，用好成绩证明自己，也给先农坛争光。”用女队助理教练刘越的话讲，“只有到极限才可能突破自己，战胜自己往往比战胜对手更重要”。

的确，中国体育就是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变得日益强大。越来越多体坛健儿在国际赛场赢得荣誉，越来越多中国人在体育运动中发现生命之美，中国还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并即将举办北京冬奥会……

72年前的先农坛体育场，为新中国体育发展迎来了第一缕曙光。那一天，时任北京市长聂荣臻在首都人民体育大会上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们就必须给予中国的体育一个新生命，使它能为国防与生产服务，使它成为民族的、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教育工具，能保卫祖国和增进祖国人民的健康和幸福。”

多么自信！多么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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