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档的《大宋少年志》。

补档的《因法之名》。

提档的《我的真朋友》。

《带着爸爸去留学》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定档播出。

　　因“不可抗力”致新剧无法播出，补档剧宣传措手不及；新京报专访业内人士指点迷津，多创作现实题材、接地气最紧要

　　近期，一系列剧集突然提档或撤档：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提前两天撤档，《我的真朋友》48小时提速“裸播”。两周后，《九州缥缈录》在开播前半小时临时撤档；同天晚上《大宋少年志》临时接档《封神演义》，后者还有12集尚未播出……

　　档期调整在业内实则并不少见。去年电视剧《天下长安》便在播前临时宣布延期，至今尚未定档；原定于今年1月底播出的《艳势番之新青年》也在临播前撤档，后改名为《热血传奇》。同时，去年还有不少作品虽然宣布延期，但十几天后仍悄然上线。然而相较前两年的偶发现象，近一个月内多部剧无原因的频繁提档、撤档，却导致相关人士纠结：到底什么剧能够确保播出？几亿投资的项目是否会因撤档投资失败？新京报记者专访影视产业链多端的业内人士，揭秘提、撤档背后。

　　半小时撤档惊魂48小时加速“裸播”

　　2019年6月3日22:00，是电视剧《九州缥缈录》原定首播的时间。早在几天前，优酷和腾讯视频两家网播平台便在微博上开始“表演”，分别以“九州缥缈录在优酷”和“上腾讯视频看九州缥缈录”占领热搜，以证明两家头部平台对该剧的争抢程度。播出当天，该剧的宣传海报也在朋友圈成功刷屏，主演宋祖儿为剧宣传的微博更是号召到杨紫、阮经天、曾舜晞、孟美岐等数位圈中好友热情转发。还有不少九州的原著粉晚上8点便开始紧盯网络的播出界面，生怕错过首播的第一秒。

　　然而当晚21:20左右，《九州缥缈录》却突然传出撤档，原因未知。新京报第一时间联系多家播出平台，工作人员都表示还未接到消息，某工作人员更是连发问号表示诧异，“完全不知道。”但当晚22：00，《九州缥缈录》确实未能如约上线，浙江卫视周播剧场临时重播《奔跑吧》填档。“现在只能再等播出消息了。”某位工作人员称。

　　相比《九州缥缈录》经历的半小时惊魂，早在半个月前，《我的真朋友》也进行了一场48小时“裸播”加速战。5月17日，《带着爸爸去留学》宣布暂缓播出，由《我的真朋友》临时接档，这时距离播出只有两天时间。《我的真朋友》总制片人贾轶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她也是在5月17日17点45分才接到的卫视领导电话，随即17点50分便开始号召后期连夜赶制母带和宣传片，5月18日一早便做出几集拿到台里纪审。据悉，直到播后两天，《我的真朋友》还在陆续制作后面的母带，6月2日该剧已播出过半，剧方的宣传发布会才姗姗来迟。

　　“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但肯定也有很多遗憾，也许会有一些观众误解我们是不是做物料不上心，怎么连一支定档预告都没有，只能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儿理解了，宽容我们一些。”贾轶群曾在采访中表示。

　　影响

　　出品方

　　撤档回款遥遥无期能播出就是好的

　　随着影视产业发展迅猛，影视剧逐渐成为投资上亿的大生意，一旦发行流程出现纰漏，作品被无限期积压，最直接的受损者便是出品方。曾从事电视剧发行的李华（化名）表示，通常出品方回款的渠道中，发行费用占极大比例，即卖到卫视和平台的播出费用。而按照合同规定，购片款通常是阶段性支付，例如签约时支付30%-40%，其余的尾款则根据约定而来，“有的平台是播完就给尾款，有的则需要在播完后，等季度报账结算后再支付。往往一部成功播出的电视剧全部回款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因为一些平台拖款会比较严重。”

　　李华透露，通常作品发行到电视台，款项以收视“对赌”为准。例如作品播出后达到了全国卫视前几名，购买价格是多少；几名到几名之间，价格会相应下调，以此类推。而没有收视数据的视频平台，则大多按照后台点击进行分账。但无论参考数据的标准是什么，“播出”是大多平台结尾款的重要时间节点。

　　例如《九州缥缈录》《天下长安》均网传投资5亿，暂缓播出则意味着该项投资在播出前，回款遥遥无期。“比较坏的影响就是出品方资金流断裂，这部剧回不来钱，下部剧也没钱投资。”从事电视剧出品的小吴表示。

　　而如果平台未能按时播出，导致出品方受损，后者又是否能够通过违约金填补资金缺口？对此，星娱乐法创始人、娱乐法律师李振武坦言，虽然撤播行为确属违约，但合同中一般不会规定“没播出即违约”，大多会区分违约情形，“如果是因为播出方突然觉得这个剧不好而撤档，这种情况属于播出方违约；但如果是由于相关政策临时管控，平台也很被动，一般合同便会将其视为不可抗力。这种情况下，出品方是得不到违约款的。”

　　因此，对于出品方而言，提档“裸播”似乎比“撤档”来的性价比更高，至少无论播出效果如何，基本的发行收益、广告收益等都可以得到大部分保障，且不影响作品二轮发行的节奏。“所以相比过去‘保收视’，如今‘保播出’才是第一定律。”小吴直言。

　　宣传方

　　撤档宣传费“打水漂”提档只能靠自来水宣传

　　随着网络平台发展和“一剧两星”的政策，作品立项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市场竞争压力加剧；且新媒体带动宣传渠道更加多元化，播前宣传逐渐演变为剧方和平台方的“斗兽场”。海报、预告、推广曲、发布会等各色宣传方式，大多从开播前1-2个月便蓄势待发，而宣发费用也同时水涨船高。

　　从事剧宣的璐璐（化名）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电视剧拍完后剧方或宣传方就会开始准备物料，“在拍摄阶段就拍完海报素材，拍摄完就开始着手做预告和海报。”虽然看似有一年的准备时间，但由于每个宣传公司一年接洽的项目众多，一旦其中有项目提前播出或被进入宣传期，“不紧急”的项目便暂时搁置。因此，大部分宣传物料仍会赶在平台通知定档后再开始准备，“比如最近我们刚播的一部剧，也是拍完就开始做物料，虽然提前一月就知道定档，但宣传节奏也挺赶的。商务合作、衍生品都不太来得及做。”

　　相较璐璐，项目曾被临时定档的剧宣娜娜（化名）则经历了在公司加班几天几夜的痛苦。当时在得知提档消息后，距离播出还有3、4天，娜娜团队临时组织开会调整宣传方案。他们原本计划在开播前释放剧情预告，主题曲MV，手绘角色海报等，但最终只能推翻原方案，抢先赶制定档倒计时海报和定档片花，“通常开播前作品都要抢一波热度让观众熟悉剧情和角色，结果因为提档，我们的发布会已经约不上艺人的档期了，只能作罢；播前微博话题也来不及发酵，最后只能根据后续剧情再推。幸亏剧情讨论热度还可以，不然真的很难再弥补。”

　　同时，艺人的宣传团队也因提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大宋少年志》在6月3日晚临时接档被腰砍的《封神演义》前，其中某位演员的工作人员小青（化名）直到当天下午才接到消息，且通知表明是6月4日播出。结果到了当晚，小青看新闻才知道剧竟然已经播了，“所以准确来说，我们都没有接到真正的播出通知。”小青说，正常情况下演员的前期宣传需要提前一周，因为之前的宣传重点可能在广告代言等，团队需要准备剧宣的微博物料、微博话题互动等。但此次小青完全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只能临时找了张官方海报，找设计人员在一个小时之内加上定档信息，赶在第一集播出时发了微博。

　　据悉，《大宋少年志》早已于2018年杀青，提档并没有影响粉丝的期盼程度，“但由于之前没有宣传，路人都不太了解该剧和我们演的角色，大多还是只能靠自来水。”小青坦言，幸运的是《大宋少年志》的剧情很吸引人，团队只需要根据网友反应进一步做宣传也达到了不错的效果，“而且临时定档反倒让更多人知道了这部剧。”

　　因此若剧被临时撤档，宣传营销方前期近一个月的努力会几乎全部付诸东流，宣发费用也相当于“打水漂”。通常甲方与宣传方签订合同时是按阶段支付项目费，其中包括前期定金，宣传中期的款项，以及项目复盘后的尾款。如果一部戏临时撤档，中、后期的回款等于遥遥无期。

　　而对于平台或剧方因不可抗力“撤档”多付出的宣传费，在法律上也只能归为商业风险，双方都无法追回，“现在很多剧方都不敢花很多的钱去宣传也是这个原因。”律师李振武表示。

　　支招

　　从创作源头规避风险

　　当“播出”成为不可控因素，投资方不敢再盲目投资大项目，剧方不敢大肆宣传自己的剧，“越低调越好，我们不希望张扬。”娜娜直言。而播出方更是在定档后，都不敢确定当天能否顺利播出。某平台方的工作人员在被新京报记者问及最新排播时，表示，“不到当天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播，当然，播了也不知道播不播的完。一切都是暂定。”

　　业内人士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同样是调整行业乱象的促进期。

　　李振武认为，为了防止亡羊补牢，出品方在投资项目前就要对项目有更宏观的了解，对管控力度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先有预判，“比如近期古装剧风声比较紧，或者之前曾经有过限制的题材，做的时候就尽量谨慎一些。或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跟着主题走可能风险会比较小。或者本身这个剧你看完之后也认为有些打擦边球，虽然现在政策还没有管控，但徘徊在不可播的边缘，那也不要碰比较好。因为就算你播了，也有可能被腰斩。”

　　曾制作过多部大型古装剧的制作人刘丹（化名）坦言，档期调整虽然会带来损失，但同样是一种良性警示，让制作方尽快在内容思维上转变，在最开始内容层面就严格把控，“以前大家做戏都比较盲目，什么戏都可以做，做了也可以播。但现在通过频繁的档期调整，大家为了顺利播出，在项目的选择方向上会更谨慎。”在刘丹看来，如今90后、00后需要正能量的内容，这是国家提倡的，但这并非要求出品方一定要做主旋律题材。“只要符合创作规律，或者现实主义的作品，基本都没有太多雷区。”前一阵热播的《破冰行动》《都挺好》等也证明了只要扎根现实、严把创作关，反映人们喜闻乐见的真实生活，播出定会畅行无阻。而如果一味追求流行，净搞些玄幻、戏说、魔改等作品，只能引得观众越来越不满。

　　广告方

　　黄海波案件成不可抗力风险提示

　　相较宣传方可以调整宣传节奏，带有时效性的广告植入便没那么幸运。如今大多广告品牌会采用深度植入等方式代替硬广贴片，将品牌logo、新商品加入到剧情中，让主演使用该产品以配合产品上线。《欢乐颂》《恋爱先生》《谈判官》等剧中均可见该植入形式。

　　据悉，剧中长期的道具摆放露出不少于100-200秒，加2-3次台词或剧情植入，再包含探班、发布会、海报授权等落地活动的露出，这类广告资源包出售价格大概在200万-300万元。

　　因此若作品临时撤档或迟迟未能播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原本带有时效性的产品变成“穿越品”，广告商也迟迟无法得到宣传回报。

　　李振武坦言，由于撤档带来的广告商的损失，若无具体规定，大多也只能由其自行承担。司法上便早有相关判例。2014年，黄海波拍摄的电影《胜利》原定于当年上映，当时一家棉衣品牌跟片方签了植入广告合同，合同规定，签后先支付80%广告款，电影正式上映后支付剩余的20%。

　　但2015年5月，黄海波突发嫖娼事件，电影临时被撤档，于是该品牌起诉片方退还植入费用。当年法院一审判决，合同可以解除。但2018年二审时，判决却完全被推翻，原因是影片上映并非片方所承诺履行的合同义务，而撤档更多是由于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劣迹艺人的管控，导致主管部门暂不允许影片发行，应属不可抗力，因此片方无需对品牌方承担违约责任。

　　李振武称，黄海波案件在影视界似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规则，即政策调整导致作品不能播出或者下档，可以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因此如果广告商已经支付了广告费用，一旦出现不可抗力损失资金，这只能算是商业风险。这种商业投资风险是需要品牌商自己去判断的。”（张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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