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背形网格状器、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近日，三星堆遗址公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最新出土的文物再一次让我们为古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惊叹不已。

自2020年对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以来，6座坑目前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截至今年5月，3至6号坑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3、4号坑进入整理阶段，5、6号坑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7、8号坑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

“上新”不止 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一员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除了青铜大面具、铜扭头跪坐人像、神树纹玉琮等此前已经面世的文物之外，此次公布的7、8号坑新发掘出土的文物同样令人眼前一亮。

7号坑整体情况

在7号坑的一角，一件椭圆形、龟背状的“网格”文物惹人注目。它的一侧类似合页，附带了四个青铜龙头把手，“网格”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玉器。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除了这件暂且命名为“龟背形网格状器”的文物之外，7号坑还有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等更多形制独具一格的文物，“目前7号坑的文物提取已经完成了大概三分之一。可以看出，7号坑里埋藏的文物是经过刻意拣选，才有这么高的相似度。”

铜神坛

刚刚开始文物提取工作的8号坑也新发现了大量造型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包括铜神坛、顶尊蛇身铜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等。其中，顶尊蛇身铜人像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

“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冉宏林表示，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展示了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璋

综合研究表明，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与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相似，3号坑、4号坑发现玉琮的文化因素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玉有领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此外，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保护与修复步履不停 原样展示更多文物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持续，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表示，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玉石器120件，金器44件，象牙678根（段），象牙雕刻残件46件。

据悉，考古团队制定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分析研究规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力求做到保护与修复流程、修复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指标等方面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考古工作者正在8号坑开展工作

在发掘之前，考古团队便对研究课题进行了全面规划，并将研究前置到发掘之时同步开展。通过自主设计并与相关单位共同研发，集成了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多功能考古发掘系统、应急保护平台、空气智慧调控系统、文物保护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环境与土遗址监测综合信息系统等科技设施设备，为出土文物保护特别是有机质象牙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温湿度控制。

“经过精细、规范的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代表性器物实现了以‘原有形态’示在公众面前。”谢振斌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发掘之初，考古团队就将测年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多学科研究 带来更多“看不见”的新发现

在文物修复和保护的基础上，多学科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了三星堆的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通过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发现四号坑灰烬层残存纺织物及丝线痕迹。采用酶联免疫技术，发现四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

初步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包含物类型。运用显微观察、高光谱和微纳CT分析，初步判断四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四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从氨基酸残留含量和微生物活跃程度看，各坑内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但仍然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其中，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结合商周时期祭祀特点，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谢振斌表示，本期拟对3至8号坑出土的3637件器物（残件）进行保护修复研究，“本次保护修复重在研究。”谢振斌说，“对于出土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我们将重点开展表面残留物信息提取、器物成分、制作与加工工艺、矿料溯源等多方向的多科学研究；对陶器（残片）主要开展残留物分析、形貌结构、烧成温度、物理性能等信息提取和研究。”

（本文图片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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