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太阳鸟文学年选》编选了5年杂文卷，看了不少杂文。因掌握了比较充分的一手资料，故对杂文之优劣，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我以为，杂文有三忌。一忌俗题。常言说，“好文一半题”“好题一半文”，意思相近，都是强调文章标题的重要性。闲时翻阅鲁迅、邓拓、聂绀弩等杂文大家的文集与文题，像鲁迅的《小杂感》《拿来主义》《捣鬼心传》《二丑艺术》《论睁了眼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看到题目就想读，几十年来品读再三，意犹未尽。好的标题，瞧着就鲜活、有趣，而且出人意表，相逢一笑，常读常新。

　　俗题，就是那种屡见不鲜、俗不可耐的文题。曾经逛书店看到一本散文杂文集，一水儿“的”字结构标题，约占全书八九成。看到此类文题，了无新意，自然就败了口味。题不打眼，哪里还会买、会选？

　　二忌熟典。所谓熟典，不仅指大家耳熟能详、经常被引用的典故或经典作品，而且指行文沉溺于用典，反使文章晦涩难懂。写杂文未必一定要用典，像鲁迅的《战士和苍蝇》、艾青的《画鸟的猎人》、林语堂的《脸与法治》、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冰心的《无士则如何》等，直截了当，不绕弯子，然而妙趣横生，大有深意。当然用典亦有好杂文，譬如鲁迅的《扁》、邓拓的《华封三祝》、李健吾的《三个好观众》、黄裳的《论焦大》、钱钟书的《读伊索寓言》等，援典妙喻，化典升华，寻幽入微，翻空出奇，便引诗情到碧霄。写杂文，用典、不用典皆可，但最忌“熟典”。

　　三忌强说。杂文是立论的文体，杂文写作的维度与难度，就在于立论与阐说。一要立论，立新论，立高论，立深论，有独见，力求文章之观点兼具现实意义与哲学意味。二要阐说，“万趣会文，不离辞情”，不仅说理要周严，而且说理之语言须具有诗性之美。但有些杂文，一是观点虽“新颖”却立不住；二是观点尚可，可是一到解析阐述时就力不从心，理屈而词穷。这样，文章就不免有强说滋味、强词夺理之感。

　　举一个例子。曾看到一篇杂文，说林冲这一生就是“精细算计”的一生。作者用来阐说的第一个例子，是林冲从背后看到高衙内调戏其夫人，赶上去扳住那人肩膀举拳要打，却认出是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便手软了。于是分析林冲如此这般“精算”，但没料到结局却是发配沧州云云。就一个自圆其说的“观点”而言，阐述得还算清楚。但问题是，林冲何尝“精算”？“豹子头”不是“精算师”，只是在咬牙隐忍，想息事宁人过普通人的日子。这就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性格因素所在。杂文之立论，观点要周正、站得住，把握本质的东西，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则，为了说圆一个“新观点”，不得不左支右绌，为赋新词强说愁。

　　曾有人说，杂文是文学的“哲学”。这话似乎是专对鲁迅杂文而言，但其实对于杂文写作来说，亦有启发性与普遍性意义。杂文的哲学性体现在思想之深与阐说之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讲得好：“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杂文写作，也是一样。

　　《 人民日报 》（ 2026年11月02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