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40周年。今年国庆假期，三星堆博物馆迎客近17万人次。从1986年“一醒惊天下”，到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四十载考古接力，这片古蜀文明遗存持续焕发活力。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雷雨接受人民网专访，与我们一起走进古蜀文明，读懂“何以中国”。

人民网：从1986年发现一、二号祭祀坑到如今八座祭祀坑面世，回望40年发掘历程，有哪些令人难忘的发现？

雷雨：1986年，一号坑、二号坑相继发掘，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一批珍贵器物重见天日，正所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发掘过程中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趣事，出土器物都要登记、填写发掘标签，相当于文物“身份证”，唯有纵目面具一度难住了发掘队员。面具出土时，倒扣于土中，双耳舒展、中部中空，发掘队员初见时还误以为是一把太师椅。整体清理抬出、摆正之后，大家才看清这是一件青铜面具。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它表现的是第一代蜀王蚕丛“其目纵”的形象，寄托着先民对千里眼、顺风耳的想象。

一号坑、二号坑发掘出来的很大一部分器物形制前所未见，教科书里找不到参照；埋藏方式也十分特殊，绝大多数器物在掩埋前经过损毁、焚烧。2019年新一轮发掘启动，我们又发现三号至八号坑，六座新坑累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万件。

青铜纵目面具。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人民网：新一轮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雷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收获不在于新增数千件出土器物，而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确认了国家级祭祀区的存在。1986年只发现两座坑，不能排除偶然性。八座祭祀坑放在一起研究，可以确定这是一处统一规划、布局严谨、功能清晰的国家级祭祀区。我们对古蜀文明的理解，也由碎片化走向系统化、制度化。

第二，实现了跨坑文物的拼对。同一件器物的部件，散落在不同坑内，其中最典型的是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它的部件在二号、三号、七号、八号坑都有发现。这说明几座坑的形成年代一致，基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围绕坑位年代尤其是几个大坑形成年代的争论。

第三，明确了新发现祭祀坑的绝对年代。本次碳十四高精度测年，近200组数据集中在距今3200年至3000年，主体为商代晚期，处在商末周初的阶段。

人民网：如果只推荐三件文物来读懂三星堆，您推荐哪三件？

雷雨：第一件是玉璋。玉，最能代表中国、代表东方文明，三星堆出土的成百上千件玉璋源自中原核心礼器，如祭山图玉璋、牙璋等，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属于中华文明的器物。

祭山图玉璋。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第二件是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它是一件组合器物，神人脚踩飞鸟，手按带盖青铜罍，头顶觚形尊。龙、罍、尊都是典型中原元素，人物服饰上的云雷纹、夔龙纹同样源自中原。只有飞天般的人物造型，是三星堆独有的风格。古话说“顶礼膜拜”，古蜀人把这份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图片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第三件就是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它由四个坑的部件拼合而成，上面有人物、建筑、尊、龙、神兽、顶尊人像，二十个人物姿态各异，复杂程度在全球同时期青铜器中十分罕见。它的立柱为觚形柱，柱上缠绕青铜璧饰，契合“苍璧礼天”的礼制内涵，关键元素带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征。

青铜神坛。图片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人民网：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来源，考古证据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雷雨：从已有的考古成果来看，三星堆早期青铜器数量不多、种类单一，大多模仿中原的铜牌饰、铜铃、镶嵌绿松石器物，还没有本土人像。我个人推测，古蜀人是在“积蓄力量”，在相对隐秘的环境里吸纳四面八方的文化元素，再结合自身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爆发式创造出这批独特艺术品。另外，坑里出土的尖底盏、器座等大量陶器，和遗址平民区出土的陶器特征一致，说明祭祀坑与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是一体的，并非所谓“天外飞来”的遗存。

人民网：与中原青铜器相比，三星堆青铜器呈现出哪些独特风貌？

雷雨：中原青铜器以容器类礼器为代表，有学者形容为“狰狞之美”，饕餮纹、兽面纹庄重肃穆，代表着秩序与等级，但灵动不足，一般人看着有距离感。

三星堆器物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大量人像造型不拘泥写实，眼球外凸、巨耳、獠牙，或立、或跪、或在天上飞；青铜神树、大立人、纵目面具等造型夸张、天马行空。正因为多以人像为载体，容易拉近和观者的距离，也吸引年轻人不断探讨。

可以说，中原青铜礼器代表秩序，三星堆彰显浪漫与宇宙观，丰富、拓展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版图。

人民网：三星堆与中原等周边文明有着怎样的交流？

雷雨：三星堆文化十分开放，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吸纳了中原、长江中下游、西北乃至更远区域的文化元素。例如数量众多的玉璋，本是中原核心礼器，古蜀人基本参照其形制仿制，用于祭山、祭地、祭祀祖先。他们铸造的青铜尊属于南方系风格，高圈足，肩部常装饰立鸟，和湖北、湖南等地出土同类器物风格相近，与中原同类器相比，更显灵动轻盈。

有意思的是，鼎是中原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古蜀人对此应当知晓，却并未选用，只选取尊、罍、觚等器形加以改造。这说明古蜀人并非简单拿来就用，而是有自己的主动选择。

人民网：数字化技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传播展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雷雨：数字化技术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新一轮发掘启动之初，数字化手段就全程应用，通过三维扫描、现场监测，同步建立数字档案。

在文物修复方面，当年一号青铜神树碎成一千多片，修复人员耗时近十年才完成拼对；如今可以先在电脑上开展三维模拟，根据茬口、铸造痕迹判断拼接方案，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在科研方面，依托三维建模和海量数据比对，实现“数据说话”，考古学越来越像一门理科。在展陈传播上，数字化优势更为突出。三星堆器物造型独特，通过通俗、年轻化、国际化的方式加以解读，帮助观众更好理解古蜀文明。

人民网：您对今后的三星堆考古研究、保护传播有哪些期待？

雷雨：考古层面，目前还有不少器物未能拼合完整，这或许预示着仍有未发现的祭祀坑，这是我们一份美好的期待。与此同时，青铜作坊、金器作坊、高等级墓葬都还没有找到，城内道路、码头、城门的布局信息也较为零散。下一步，我们的视野将从祭祀区拓展到整个三星堆古城，围绕课题逐一开展探索。

科研方面，要持续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用扎实的数据佐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现阶段考古证据更多体现中原文化对古蜀的影响，古蜀向外辐射的证据还相对薄弱，我们希望进一步补齐这条证据链。

传播方面，坚持做好科学解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三星堆和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