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26年10月21日 第 20 版）

长征，是用热血与信仰写就的英雄史诗。在伟大长征路上，发生了许多撼人心魄、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今仍激励我们奋勇前行。回望那段烽火征程，红军将士们胸怀高于天的革命理想，于绝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担当，将初心熔铸于万里征途。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天，本版重温和寻访5个长征路上的故事，它们是湘江血战中以生命践行誓言的陈树湘、雪山之上舍己为公的军需处长、草地深处闪着信仰之光的半截皮带、沙洲村里温暖民心的半条被子，还有单家集一碗联结军民情谊的红军粉。让我们从中感悟先辈滚烫的信仰，汲取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编 者

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之“伟大远征”，主创吴为山。

在陈树湘墓前

邓跃东

红军血战湘江时，负责总后卫的红34师剩余人员没来得及渡江，被敌人层层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就牺牲在湘南的道县。秋阳里，沿着潇水来到湖南永州市道县，一路江水碧澈，土地红得醒目。我在南方生活多年，还没见过这么红的土地。

我要去看看陈树湘的墓葬。

他不孤单呢！转业在道县的小蒋告知我，道县人忘不了他，他牺牲在这里，得把他的墓葬建得体面一些，让他的气节弘扬开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2014年开始，县里就着手建设新的烈士纪念园，2019年把陈树湘烈士墓迁入园中，后来还迁葬了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骸，并将已查明烈士的名字镌刻在墓碑上。

小蒋陪着我来到城北梅花镇贵头村的一座山上，远远看到一片庄严肃穆的建筑。小蒋说，这就是陈树湘红色文化园，里面有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墓园、革命烈士纪念碑、烈士名录墙等。

我下车入园，园内高树林立，绿荫匝地，小路弯弯曲曲，通往幽深之处，真有一种静谧文园的气息。进入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进门迎面便是他的雕塑，塑像高2.9米，象征他29岁的生命；陈列室主馆外围长34米，代表红34师番号。塑像后面的墙上有“断肠明志铸忠魂”几个字。

陈树湘的名字大家已不再陌生。他是湖南长沙县人，1905年出生，读过书，干过苦力，随叶挺部参加北伐，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长征时任红34师师长，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湘江，红34师几乎全军阵亡。陈树湘负伤被俘，他用手指扒开腹部的伤口，掏出肠子绞断，血尽气绝。

92年过去了，陈树湘的壮举不但没有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反如一道明亮的闪电，穿过岁月风云，照亮大地人间。

一群人，站在一幅展现陈树湘壮举的油画前，自觉脱下帽子。有人轻声叹说，这么惨烈，这得是什么样的人啊！看着画里的人，我下意识地揣摩着绞断的动作：把肠子抠出来，缠到两个手指上，另一只手用力拽，得费多大的力气啊，是如何不手软的？那蛮力，那忍痛，要多强的意志才能做得到？

意志是一个人行动的支撑，犹如人体的骨架，骨软则身散。

陈树湘是清醒地死去，干净地死去。一个人死在自己的信仰中，方不虚度。

陈树湘断肠就义后，头颅被砍下送往长沙，挂在小吴门城头示众，遗体留在道县的山脚下。群众冒险收集了他的遗体，安葬在城外潇水岸边、飞霞山里的乱坟岗中。坟前没有立碑，每年清明前来山里扫墓的老百姓，也会到他的坟前烧纸祭奠，他的故事一直流传了下来。当地人说，从小父母就教育孩子，坟里面是红军师长陈树湘，是恩人。

陈树湘烈士墓位于陈列室后方的高坡上，上得坡来，远远看到并不高大的墓碑，上面刻着红字：红军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烈士之墓。对着墓碑，我整理着装，鞠躬三次。

绕墓一周后，我来到碑前，发现碑下的缝隙里插着两支香烟，烟上印着莲花的图案。真是有心人！千古名篇《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先生就是道县人。周敦颐一生品性高洁，晚年归隐濂溪，香远益清，亭亭净植。高贵的灵魂方能相互吸引、碰撞相会。此地的后来人，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了莲花的精神。

我终于明白这个聚集了众多武将战士灵魂的地方为什么叫做文化园了，得体堂正，期望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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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需处长的丰碑

李本深

那年，我陪同文化部门的一位老首长去江西兴国革命老区采访。在红土山岭围绕着的一个小山村里，在那座地板踩上去吱嘎作响的木楼上，聚齐了七八位白发苍苍的红军嫂，她们唱起了当年的兴国扩红山歌。她们唱了一首又一首，那苍老的歌声是从她们的血脉里流淌出来的，唱到高亢时，她们的双手，乃至整个瘦弱的身躯都在情不自禁地摆动，那一双双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永不熄灭的信仰之光。当年，她们正是唱着这一首首山歌，把自家的父兄送进了红军的队伍。

傍晚，月光如水。我和老首长在竹林里散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深感慨那几位红军嫂的父兄都跟着红军走了，最后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这是何其巨大的牺牲啊。感叹中，老首长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红军队伍在过雪山的时候，天气酷寒，队伍的装备又很差。半路上，活活冻死了一名老战士，结果一打听，这名老战士不是别人，正是部队管棉衣的军需处长啊。老首长的话把我生生定住了……

月光穿户，虫鸣啾啾，我内心波涛翻滚，夜不能寐，于是披衣而坐，伏案疾书，把军需处长的故事写出来。顷刻间，脑海中有寒风呼啸如刀割，大雪纷飞似飞絮，一支疲惫不堪、几乎陷入绝境的队伍在险恶的大雪山中艰难行进。他们在雪地上踩出的脚印结成了一串串坚硬的冰壳。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干粮袋几乎都是瘪的，但那种至死不渝的信念却从坚毅的目光中透露出来。我相信当时在他们耳畔回荡不去的，一定有那几位红军嫂唱过的兴国山歌：“哎呀来，同志哥，扩大百万铁红军，奋勇向前杀敌人……”我想，那位军需处长正是在这山歌的萦绕中静静地同雪山融为一体的，他默默地化作了一座晶莹的冰雕，化作了一座永远耸立于华夏大地上的精神丰碑。

雪峰无言，群山耸立，一股浩然英雄之气在天地间弥漫升腾开来。队伍继续前进，无数踏着冰雪艰难跋涉的脚步声仿佛在发出同一个声音：“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是的，最后这句话几乎是从我的心灵深处呼喊出来的。瞬间，我热泪潸然。

月上中天，我毫无睡意，徜徉于花亭，感叹无数革命先烈已化作了天宫的星云。然而，大雪山的记忆永远不会淡去，我们将永远怀念和致敬。

我把写好的稿件寄给《解放军报》，随即见报了。细想起来，《丰碑》这篇不足千字的作品，应该是我创作的数百万字作品中篇幅最短的一篇了，而正是这篇作品流传最广、影响最深。

后来，我多次在校园里围绕《丰碑》做过演讲，天真烂漫的学生们提出一个个问题。比如：那位军需处长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把棉衣让给战友，他难道不晓得自己会冻死吗？我说他应该是知道的。那么，面对这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说或许他当时就没怎么想，在他眼里，那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啊？问得好，为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思绪总会回到江西兴国乡村那座旧木楼上，耳畔便响起那几位红军嫂唱的扩红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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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半截皮带带出去

胡国栋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曾展出过半截牛皮皮带。它的一端被割断过，断口处又重新磨出了尖头。背面有3个字：长征记。

捐赠皮带的人叫周广才，是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战士。1936年7月，在他第三次过松潘草地时，留下了这半截皮带。读到“过草地”，我忽地想起一片无名深山——我在那里，有过类似的经历。

进山前，给每人配了一把匕首、一把工兵锹、一个军用水壶。每个组也分到一口锅、一根镁条和3个鸡蛋。教员摊开地图，严肃地说：“本次训练内容，就是在这片区域生存3天，3天之内按照地图标注的路线抵达终点。记住，任务期间你们没有后方补给！”山路弯弯绕绕，要按时完成任务，算下来每天需要行进20多公里。有的路段只容一人通过，我们排成一路，脚步咬得很紧，时不时地，排头往后传话“前方岩石松动”，我们在后面就能提前避开。

可90年前的周广才们又是如何避开种种危险的呢？

过草地的时候，周广才所在班只剩7人。断粮后，他们找过野菜、翻过草根，甚至扒过树皮。渐渐地，什么都寻不到了，他们只好从自己身上找可以充饥的东西：先是皮枪带，然后是钉在鞋底的皮撑。

离家长征的他们，也只是比枪高一些的年轻人。

看着身边体力不支的战友、一望无际的草地、空空如也的锅碗，他们默默地解下了腰间的皮带，准备煮了吃。

对我们来说，第二天，脚步已经略显沉重，脚底也都打了泡。在一次奔袭中，我突然感到脚底一凉，水泡破开，打湿了大半的袜子。我惊喜地发现，没了水泡，速度反而更快了。那天还断断续续地下着雨，沿途很难找到干燥的草木，我们几次生火都以失败告终。多次尝试后，我们试着围在一起，不让一丝风透过。直到天黑下来，一小簇火苗终于蹿起来，在夜色里跳动。“稳住，稳住！快拿草来！要灭了，要灭了！吹气！快吹气！”终于，一团鲜红的火焰艰难地稳住身形，升腾了起来。带队的班长看着我们，哈哈大笑：“看看咱们现在这个样子，鞋上、腿上全是泥，一会儿再呛两口黑烟，活像一头头野猪。”全班都哑着嗓子大笑起来。班长从背包里掏出一把白天采的蒲公英，招呼大家：“架锅，喝碗茶！”

蒲公英在水中铺开，煮面条似的翻滚。14岁的周广才，看着被切成细条入锅烹煮的皮带，会想些什么呢？我挑起蒲公英放入嘴里，有点苦，又带点涩。“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按时到会合地！加把劲儿！”班长下了决心。

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周广才他们互相约定：把这半截皮带留作纪念，带到延安见毛主席！后来，班里6个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班长咽气前抓着周广才的手，说了好几遍：带出去，一定……一定要带出去！

终于，他走到了延安。

周广才用烧红的铁筷子，在皮带上烙下3个字：“长征记”。一个“记”字，唤起后人无尽追思。

一觉醒来，破掉的水泡竟然刺痛起来，走路如针扎一般疼。不停下来还好，一旦休息一阵，再走时便钻心般的疼痛。走到地势较低的一片平地时，我们停下来，反复确认了所处的位置：大概还剩8公里，时间还算充裕。却不料，当我们一行人再次出发时，一名战友站起身，突然感到晕眩，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还能走吗？”班长一脸焦急地问。“能。”“真能？”“真能！”可走出去没多久，他再次晕眩起来。“把他背起来走，肩膀上绕两圈背包绳，轮流背！”“我还能走，班长。我……我不用……”“你不要讲话！”班长顿了顿，“一定把你带出去！”就这样，我们3个人轮流背着他赶路。换我背的时候，走了大概几百米，有水滴进我的脖颈里。偏过头看，他正伏在我的肩头，泪流不止。我紧了紧背包绳，把他往上托了托，跟了上去。

周广才走出来了，带着半截皮带。我们也走出来了，完完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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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家集的红军粉

单小花

作为土生土长的宁夏西吉人，我是从小听着红军长征的故事长大的。上学了，每年清明节，老师举着红旗、抬着花圈，带我们去西吉北山的革命烈士陵园给烈士扫墓。我们鞠躬、敬礼，缅怀逝去的英雄。老师教导我们，五星红旗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学习，都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

再后来，我多次去单家集，参观了毛主席住宿旧址，还去了将台堡，看到当年红军遗留下的老物件——大马刀、扁担、马灯。多年以后，我喜欢上了文学。我走访了当地的老人和烈士后代，把听到的红色故事一一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红军在单家集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我记忆最深的，要从一顿粉条洋芋菜说起。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在厨房炕上睡着了。醒来时，厨房里罩满了雾气，油烟味与柴烟味搅在一起，呛得我不停咳嗽。母亲站在锅台边忙活，听见咳嗽声，将脸转向我，微微一笑：“饿了吧。我做了一盆粉条，和几个洋芋炒菜吃。”

“做了粉条啊，熟了给我多舀点。”我一边说，一边溜下炕，将厨房门和窗户开大，把油烟味往外赶。

过了一会儿，饭熟了。我喊来父亲与哥哥，一家人围着炕桌，一边吃一边说笑。看着那透亮的粉条，我忍不住问母亲：“妈，这粉条真好吃。是谁教你做的？”

“是你大婶，确切地说，是红军。”母亲放下筷子，目光落在碗里，仿佛透过那碗粉条，望见了很远的地方。“长征时期，红军三次路过单家集。每次来，不扰民、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有时还将身上带的盐、药、银元送给老百姓。老百姓看到红军平易近人，个个都将自家煮的洋芋、做的糜面碗坨和布鞋送到红军手中。一来二去，大家亲热得就如一家人。红军一有空就教老百姓学知识、教生活的经验。红军看到西吉盛产洋芋，就手把手地教老百姓做洋芋粉。只要是西吉人，几乎都会做粉条，都会讲红军故事。为了记住红军，为了感谢红军，西吉的老百姓把洋芋粉改名为‘红军粉’，红军住过的地方叫红军寨，红军挖的泉水叫红军泉。”

母亲滔滔不绝地讲着，那时，我才知道，一碗粉条里，竟藏着这么多故事。

同乡谢宏义跟我一样，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他回到家乡，依托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旧窑洞，建起了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基地。在政府的持续帮扶和广泛推介下，当年的红军寨渐渐有了现在的模样，声名远扬，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如今，红军寨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还是粉条炒洋芋。游客们吃着“红军粉”，听讲解员讲红军的故事。那粉条还是当年的做法，筋道、滑溜、透亮。一碗粉条吃下去，好像把一段历史也记在了心里。

洋芋的产量大了，老家的粉条厂也多了起来。“红军粉”销往全国各地，成了家乡的一张新名片。那碗粉条的味道，我记了很多年。后来才慢慢明白，我记住的不只是粉条的滋味，更是母亲讲故事时眼睛里的亮光——那亮光里，有红军，有老百姓，有一根扯不断的线，把西吉的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那碗粉条还是那个味道，可吃粉条的日子，已经换了一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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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被子在哪里

志在飞

2017年初，我第一次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我是为着“半条被子”的故事而来的。

那一年，沙洲村的村级公路正在改道铺油砂，挖土机轰隆隆地响，伸出长臂在路旁挖着水沟，村民们忙着砌石块，路上一片泥泞。“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也在建设中。一切都带着一种初醒的、有些凌乱的生机。

“半条被子”的故事要从1934年的冬天说起。

那一年，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徐解秀家中一贫如洗，屋里只有一张床，床上是稻草和破棉絮。3名女红军和徐解秀母子挤在那张小床上，合盖着那条唯一的军用被子。寒夜里，她们把被子往老人和孩子身上多掖了掖，自己缩在床沿。临走时，她们要把被子留给徐解秀。徐解秀死活不肯收——她知道，这3个姑娘还要赶路，风里来，雨里去。推来推去，一名女红军摸出一把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徐解秀，一半带走。她说：“大嫂，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给您送一床新被子来。”

徐解秀后来对村里人反复念叨一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这个故事，在沙洲村传了一代又一代。村里人说起它，不像是说一个遥远的故事，倒像是说一件自家的事——那3名女红军，仿佛就是自家的姑娘、自家的姐妹。那种军民之间的情分，像一粒种子，埋在这片土地里，埋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

后来，我多次走进沙洲村，看见这粒种子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大树。

我看见扶贫队长黄飞在建设工地上风尘仆仆，他给我讲规划、讲产业，讲村子的农旅结合文章。他说，沙洲村要做的，不只是脱贫，更是把红色资源、绿色生态和古色乡土糅在一起，让这片土地自己长出力气来。我看见复兴公园、复兴桥等建起来了，民宿和特产店开起来了。当时还是贫困户的朱小红是徐解秀的孙子，他和妻子参加村里组织的果蔬种植、厨师技能培训，自己动手种植水果，开起土菜馆和客栈。他跟我说：“奶奶那半条被子，是红军给的温暖。现在这温暖，得靠自己的手接住。”

2024年，我受邀参加沙洲村的“村晚”，又一次来到沙洲村。“村晚”举办第二届了，村民是主角，自编自导，自演自赏。唱的是身边事，演的是身边人。那天晚上，村民的笑声在夜空里荡开。虽然天气寒冷，但我的内心感到一种奇异的温暖。那种温暖，不是炭火的热，不是空调的燥，而是一种从土地里、从人心里、从记忆里慢慢渗透出来的温度。它像是徐解秀老人当年接过3名女红军赠送半条被子时，手心触到的棉絮的温软，又像是3名女红军在寒夜里，把仅有的温暖分给老百姓时心底涌出的柔情。

我忽然想起，在徐解秀老人的旧居前，讲解员说过一句话：“半条被子在哪里？它不只是在博物馆里，它还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里。”是的，它就在沙洲村的古建筑里，在村民的笑脸上，在每一个“幸福食堂”的烟火气中，在每一片“红+绿”的田野上。半条被子，它温暖了徐解秀老人一生，也将温暖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漫漫长路。

《人民日报》（2026年10月21日 第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