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参加一所大学关于我的作品《尘埃落定》的讨论会，专业学者们对这部小说作了很好的阐释，最后让作者本人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

我当然要感谢专家们的肯定与阐释，同时也感觉到不足与遗憾。他们都是从书面文本到书面文本，说这部小说受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同意，也不同意。有没有受马尔克斯们的影响？当然有。问题的关键是，影响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我就是读了他们作品中那些超现实的部分才发现，他们这个流派的产生，一方面受欧洲现代派小说比如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印第安土著文化的古代神话和民间故事中万物有灵论的影响，这些本土资源也是非常超现实的。他们开掘这些资源，并将其融入他们的小说文本，一个不同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拉美现代派就产生了。正是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同样充满了民间口传文化的丰富宝藏。一样有关于天地、关于世间种种生命形态的成体系的神话，一样有民间以充足的传奇性讲述集体记忆的众多民间口传文学。那是人神共在的。万物有灵，且可以相互对话的。所有这些，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与整个历史、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

所以，我不太同意学者们的是，我和当时一些作家的写作上新的尝试，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是对外国小说文体构建方法的简单复刻。而是那种方法给了我启示，让我发现一个情感与精神遗存丰富的文化宝库，不在远方，而是就在身边，在自己周围的世界。更进一步说，是发现了一种生生不息、遗传千年的讲故事的老而弥新的方法论。有一次，和同行莫言聊天，他也说到外国文学如何让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民间宝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乡，都有这样的丰富的民间资源，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与审美遗产。我是川西北高原，莫言是高密东北乡。

当时，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所以当时我将这个宝藏称为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在大学语言教育体系中，文学是一种有关文本生成与相互影响的研究。这固然是对的，但涉及民间文化的部分，是被放在诸如人类学、民族志等学科中的。所以，我认为，文学研究如果要更全面更深入，就要注意作品在文学场域中的相互呼应与创新发展之外的，那个丰富的民间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也就是说，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文学和当代艺术中的影响。

此前，我在杭州和越剧名角茅威涛讨论她的新戏《苏东坡》，其间更多地提到中国地方戏曲的程式和声腔。她笑说，自己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她的努力，是让这个剧种如何发展出充足的现代性，除了研究学习当代戏剧，同时，她还强调，在戏曲程式与表演方法上，她非常注意从别的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地方剧种中汲取表现方式和精神营养。

十多年前，汶川大地震发生，震中映秀就在我的故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我想，我有责任去写这场灾难，以及人在这场浩劫中的抵抗与重生。但整整十年，我都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切入方法。后来，是一个羌族的释比，也就是民间巫师，启发了我。

那是一个震后幸存者全体搬迁的村子。原来的村子被判定还会发生次生地质灾害，已不适合人继续生产与居住。我几度去往那个村子的废墟，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而是作为一个志愿者。一次，就在当年地震发生那天的那个时刻，这位巫师从两三百里外的新居处回去，我在那里遇见他。作为羌族古老文化的一个代表者，他也是经有关部门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那一天，我见他在村庄的废墟里全身穿着巫师的披挂，敲着羊皮鼓作法。他呼唤亡灵，抛洒祭品，在古老的作法词之外，还向亡灵们报告现在每个家庭活着的人们的情形。

他对我说，每年这个日子他都要回来，如此这般安抚亡灵。

我很感动，他的一句话令我更加感动。他说：“政府把活着的人管得很好，但他是巫师，死人的亡魂该由他来安抚。”

按科学主义的观点，亡灵自然是没有的。但他对自己信仰和责任的坚持让我感动，这背后其实包含着深深的人间真情，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执念与力量。

地震十周年那个时刻，我生活的成都全城拉响警报，街道上行驶中的车全部停下，声声鸣号。当年，在地震废墟上，我作为一个志愿者，见了那么多死亡，那么多悲伤，那么多奋起，见了那么多人的奔赴，我没掉过眼泪。但那一天，我终于泪流满面。稍稍平静下来，我就想起那位释比，此时，他一定又在那个村庄的废墟上敲鼓作法了。我想，这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坚韧的生命观，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巨大精神力量。他还要拜祭山神，歌颂自然的伟力，祈请他护佑人间。这当然不够科学，却也是一种朴素而又充满善念的自然观。

那天下午，我开始写他。

当然，我不太熟悉羌族文化。但藏族文化底色上也有一些更久远的、非佛教的自然观。这个文化中也有释比一样的文化传承，只是在藏语中巫师被称为阿巴。所以，我把那个村改为一个藏族聚居的村子。把羌族巫师改成了我更熟悉的藏族人。大地震时，灾难降临，并不会顾及当下一些人心中的那些关于文化身份的种种执念。灾难降临时，并不对人作什么身份甄别。同样，救灾大军到达时，也未对任何一个灾民作什么身份甄别。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民，都是大地之子。

地震后，那些最容易遭受次生地质灾害的村子，大多都悬挂在云生雾起的大山半腰。这也具有某种普遍性，所以我为这个村子起名叫云中村。

我要借这个执着的巫师，照见生命的脆弱、生命的美丽、生命的坚韧，顾全一种久远而且坚定的精神执念。

我用十年时间蓄积情感，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我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就是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长篇小说《云中记》。

我用《尘埃落定》写出了我故乡的历史风云录。我用《云中记》写出了当代庄重而伟大的时代赞美诗。

我从不讳言，古今中外伟大的文学作品对我的滋养，但我更要说，是来自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我的作品更具中国韵味，更有情感与精神力量。这些遗产中有基于深厚历史的对于大自然、对于生命的充分尊重与独特领会，是向善且又向上的。这些遗产教导我们要自认渺小，知所敬畏，教我知道生命与文化的存续，需要深深的依赖——依赖家国，同时依赖和谐的大自然。有了这样的生命观与世界观，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就必然是向往温暖的、向往美的。更进一步讲，民间文化遗产，也是一笔巨大的审美遗产。在我30多年的写作历程中，当然不会否认杜甫、苏东坡、韩愈、范仲淹们对我的潜移默化，但是，让我在文学创作中学到更多审美方法、生发更多中国气韵的，也包含民间文化中这些精神与情感对我的深厚滋养。

目前，党和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前重视，但很多时候，容易着手的常常是可以用物质方式呈现的那部分。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化工作者，我觉得自己应该有高度的自觉，使非遗传承中难以用物质呈现的那部分，那些有关中国人精神与情感，以及世界观与审美性的部分，在我的作品得到响应。不是空谷回声，而是加入一条越来越深广的大河，持续地静水深流，永不停滞地浩浩荡荡。

（作者：阿来，系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