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新书籍史”研究引入物质史、传播史、阅读史视角，把书籍视为具有编撰、制作、售卖、交换、阅读、接受、消亡完整生命周期的“文化生命体”，将研究视野拓展至社会史、文化史、接受史领域，尤其关注作者身份、流通网络、阅读取向、知识交流等议题，深入揭示书籍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升教授的《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正是这一领域最新成果。

该书聚焦明清士人“书籍社交”的复杂面向：书籍不仅仅是单纯的文本、藏品和商品，更是承载人情、强化关系、建构文化的社交载体。作者生动呈现明清文人群体“以书为礼”“以书会友”的鲜活图景，为新书籍史研究开启了一扇兼具温度与深度的视窗。

鲜活丰富的书籍史研究新视角

该书以七章、三十三节的篇幅对明清士人书籍社交现象进行长时段、贯通性的考察，创造性地提出“书籍之交”概念，指民间非商业性的书籍往还，涵盖赠送、借阅、临时展示等，这类书籍往还以人情为纽带，故称“书籍之交”。作者将借、还、购、赁、赠、阅、示、抄等纳入“书籍之交”体系，极富眼光。“以书为礼”是文人士大夫日常交往的普遍行为，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一重要社会现象以往未被学界充分措意。

书中对“藏而不借”传统认识的正本清源，颇具洞见。长期以来，“古代藏书家藏而不借”“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成为学界对古代书籍流通的刻板印象。该书转换视角，指出“藏而不借”者多为珍本、善本，且往往带有文人自夸、牢骚的成分；真正用于书籍社交者多为新刻之书、通行之本、普通刻本，在熟人社会中频繁互赠、互换，成为日常性、持续性的活动。“藏而不借”与“书籍之交”看似矛盾，实则并行不悖，二者共同构成古代中国书籍流通史的双重面向。作者反思，学界对“藏而不借”的执念主要原因是对下层社会的书籍互通情况了解不够，过于低估民间图书非商业性流通的活跃程度。管庭芬等下层文人虽然藏书不多但著述颇丰，恰恰说明学问高低不取决于藏书多寡，而取决于书籍之交的广度，取决于个人关系网络。这一系列卓见还原了明清文人书籍交流的真实样态。

书中既有对“寿之梨枣”“藏而不借”陈说的再审视，亦不乏对王晫赠书、陆陇其搜书、张潮应对索书、曹溶制定书约等精彩个案的分析。

传统书籍史研究重藏书而轻藏板，该书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是对私刻赁板印刷和书版保存状况的揭示，提出私家刻书的普及是“书籍之交”的前提条件，而私人赁板自印则使得友朋赠书具备可持续性。张潮、赵翼、蔡显等文人，刻印著作后往往主动联系书商，分发书籍封面，寻求赁板印刷，加以自我宣传，这表明在赁板印刷的士商合作中，文人可实现获名又获利的“双丰收”。

古人常说“寿之梨枣，以垂永久”，但作者提醒我们，这只能是美好愿望，事实证明书版并不是可以长久使用的“耐用品”，虫蛀、霉变、损坏乃至烧毁的情况屡见不鲜。作者据《明别集版本志》等书史文献统计，或因火灾，或因战乱，或因保管不善，书版刻成后二十年以上者普遍缺损（字迹漫漶），大多数书版在百年内消失，获得重印者寥寥无几。这一全新视角纠正了“寿之梨枣”能垂永久的传统认识。

明清书籍社交属性的深入揭示

该书将“以书为礼”提升为“一门社交性艺术”，并指出其实质是人情交换与礼尚往来。

西方社会把商品视为书籍的首要属性，中国古代文人则往往把书籍视作文化身份、同人情谊的象征物，而非单纯的买卖品。作者指出，书是清雅之物，用以为礼，即为雅礼。对于明清下层文人而言，主动赠送自撰之书是推销、宣传自己的最好工具，是融入士大夫交游圈的通行证。第四章列举的清初文人张潮，家境富裕，赠书慷慨，受赠者极多，由此建立了广泛的私人关系网络，得到丰厚回报。然而张潮也同时面临友人屡索、多索等困扰，只好以“如取如携，伤廉伤惠”为由加以婉拒。张潮在成本与回报、好名与好利之间寻找平衡，“有度有节”的灵活赠书原则正是人情社会中社交智慧的具象体现。

作为“雅礼”，书籍本身具备独特的社交优势。一是，雅致脱俗，符合文人气质，书籍和绢帕一起成为通用的礼品，确立了君子之交；二是，接受度高，按惯例受礼者往往会返回部分礼品，但书籍一般不会被返还；三是，安全性高，书帕是官员可以公开收受的礼物，不被视为贿赂之物；四是，稳定性强，书籍可以长期保存，赠送书籍寄寓了送礼者长久维系文字之交的期待，而不是一次性交换。

该书揭示书籍社交具有鲜明的双向性、私人性、开放性与地域性。京师、江南等文化发达地区，人文荟萃，出版繁荣，以书为礼的现象更为普遍。这些地区藏书丰富、文人汇集，书籍成为文人之间日常应酬的标配。明中期以后，以书为礼更是盛行一时，上至官场交际，下至民间交游，无不以书籍为媒介。“今宦途率以书为贽”“刻一文稿以为交游酒食之资”精准概括了这一社会风气。

前贤对明清书籍文化的考察，重视精英阶层的书籍往还，以藏书家、藏书楼、珍本善本为中心，客观来说存在“精英文献学”（藏书家的文献学）的研究倾向。该书对“精英文献学”进行了反思，明确主张“眼光向下”，让书籍史成为“活的文献史”。作者特别关注下层文人、普通书籍、民间流通的真实面貌。在作者看来，真正渗透进普通人生活的，是一般知识、思想与阅读的世界，是日常应酬、待人接物中的诗书往还。该书尤为重视通俗读物、日用善书、家书尺牍、家刻诗文等非精英性的文献史料。该书还将“书籍之交”延伸至“域外之交”，立足东亚汉文化圈这一宏大视野，探讨明清中国文人与朝鲜、日本学者的书籍社交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以书为礼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动态地审视。明嘉靖朝后，此种风气出现了某种变异，官场书帕逐渐沦为形式，变为“书帕仪（金）”，书帕异化为金银珠宝；书帕本校勘不精、讹错百出，沦为“名低价贱”的低劣应酬品。

中国自主性书籍史研究的有益探索

该书的突出贡献，还在于打破了“书籍即商品”的单一认知，论证了非商业性流通是古代中国书籍流通的关键面向，这种拒绝简单套用西方商业出版模式，回归中国本土常情与常识的做法，是中国自主性书籍史研究的有益探索。

书中明确提出，中国传统文人更愿意将书籍看作为文化与身份的象征，书籍成为彼此交往的最佳礼物。明清时期相当数量的书籍是为社交而刊印，而非为销售而出版，官私刻本中的礼品书，都以非商业流通为主要去向。从这个角度上说，以书为礼、以书会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

在作者看来，书籍非商业流通在中国盛行的原因，植根于明清社会的现实土壤：书籍作为雅礼，契合文人的社交需求，自然成为文化认同的纽带；文人群体交游频繁，赠书行为成为日常，而诗文酬唱、图书往还成为文人进入交流圈的基本条件；古代社会书价偏高，对下层文人而言是一大笔支出，往往依靠非商业流通获得书籍，以此维系学术生活，由此可证这一流通方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书籍的非商业流通深刻塑造了明清文化生态。以书为礼推动官刻本、私刻本走向兴盛；书籍的自由流动，降低了下层文人获取知识的门槛；南京、苏州、杭州等区域性书籍网络促进了典籍文献整理、文人结社联咏，为江南书香社会的形成提供有力支撑。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非商业流通，便没有明清书籍文化的繁荣。

该书强调，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史必须重视本土经验，书籍已超越了单纯的商品，承载了文化、身份与情感，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书籍文化系统，也是中国书籍史的关键特质。第五章援引曹溶《流通古书约》，提出藏书家互通有无，以契约精神实现知识共享，第六章概括的陆陇其搜书之道，融合借、赠、阅、购多种方式，均是非商业流通的典型代表。

当然，作为开拓性研究，该书仍有可完善之处。第七章对书籍“域外之交”的揭示极具价值，围绕纪昀与朝鲜学者交往等少数个案展开，但目前选取的案例相对较少，东亚汉文化圈书籍流通的丰富细节有待更多呈现。日本江户时代的汉籍输入、书籍之路，朝鲜燕行使的购书、赠书活动，均有大量鲜活案例可挖掘利用，未来如能扩充更多此类案例，或可更完整呈现东亚“书籍之交”的广度与深度。此外，“书籍之交”概念界定将官方书籍完全排除在外是否合理，书籍社交与地方社会、家族发展、学术流派的深层互动，仍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瑕不掩瑜，该书立足本土、贯通内外，以崭新的视角、扎实的史料、细腻的分析，还原了明清书籍社交的丰富图景，让我们重新审视书籍在古代中国的多元角色。在倡导共享知识、共建书香社会的今天，这份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书籍社交智慧，依然具有鲜活的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项旋，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