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我将何为？对于艺术教育而言，科技迭代日新月异，旧有的教学体系却仍在“技艺传承”的轨道上惯性滑行；学科分工愈发精细，在深耕细分领域的同时，教师和学生跨界整合的视野与能力亟待加强。

通识教育改革试图探索一条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转型之路，让教育回归人的主体性，让创造扎根于真实经验，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培养出真正能够定义未来的艺术人才。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说：“世界本不存在文科的问题、工科的问题、理科的问题，只存在要解决的问题。”广美的通识改革，希望能打破“专业”的壁垒，回归对“人”的培育，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让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中，拥有发现、感受与创造的能力。

记者：通识教育改革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科技迭代给传统美术教育带来了哪些根本性冲击？当前美术教育体系“技艺传承”的惯性是否制约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范勃：数智时代的到来，使技术逻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至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处于这一浪潮的冲击之中。在此背景下，艺术教育所依托的传统知识体系与培养模式，正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当技术已能完成部分程式化的创作任务时，我们的艺术教育若还停留在以技能训练为主、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轨道上，将难以回应社会对创造性人才的复杂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推动一场从理念到结构的系统性变革，使艺术教育从“技艺传承”转向“思维启蒙”，从“知识重心”转向“问题重心”，让学生在掌握基本造型规律、基础史论知识的同时，更能够以艺术的创造力、创新力回应时代之问。

记者：您曾说，“世界本不存在文科的问题、工科的问题、理科的问题，只存在要解决的问题”。培养问题意识在本科生的起步阶段为什么这么重要？打破专业壁垒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范勃：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来都是综合而复杂的，不会按照学科分类出现。我们强调问题意识，是在提倡一种以问题为导向、问题为引领，从现实问题、时代问题出发，整合各学科专业的资源、方法、思维的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它突破了传统艺术教育相对封闭的体系。

毋庸置疑，一系列打破学科专业与教学组织壁垒的探索和尝试，会遇到一些阻力。首先是观念层面的惯性，长期形成的学科专业分野让部分师生习惯于在既定框架内思考，对跨界融合的价值认识不足。其次是制度层面的挑战，包括原有的教学组织方式、评价激励机制等都需要重新设计，比如我们改革了教学组织形态，优化了工作量与绩效考核，这些都是为了适应跨学科教学的需要。但最深层的阻力，或许来自对“不确定性”的忧虑——打破既有的知识与技能体系后，如何建构新的教学秩序？这需要整个教育共同体达成共识，共同探索。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看到学生开始主动提出问题，发起跨学科项目，教师在合作中实现了自我更新和知识扩展。这种变化证明，回归问题的本质，是激发教育活力的关键。当大家发现“跨”能带来新的学术增量，阻力就会转化为推力。

记者：从2024年9月始，广州美术学院全面启动以“大通识”为核心的本科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在一年级打通所有专业壁垒，用“6+2”课程体系重构艺术教育的基础培养。这样的课程体系是如何经过讨论和推敲最终确立的？六门核心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范勃：“6+2”课程体系是根据我们提出的“思想—观念—方法—实践”的逻辑经过深入研讨、反复推敲形成的，在最大限度地引入重组优质教学资源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大学生学习探索的自由度。

六门核心课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学术认知框架，相互支撑。《启智与开新》是思想启蒙课，从“学院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我将何为？”四个根本追问出发，邀请了来自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专业角度，引导学生完成从应试思维到自主思考的转型。《知识与图像》打破传统“两史一论”的课程架构，探讨语言逻辑系统与视觉形象系统如何在美术历史与理论层面相互作用，引导学生理解知识与图像的深层意涵。《造物与创格》是创造力启蒙课，从自然的造物规律到人工的创造逻辑，培养学生对造型艺术底层逻辑的理解，激发艺术创作的感知力和创造力。《数字与体验》聚焦数字素养，从“数据—生成—交互—体验”的逻辑出发，探讨算法如何塑造体验，数据如何影响感知，培养学生以艺术的感性与智性力量，应对工具理性的挑战。《空间与场域》研究空间如何承载意义、激发行为、塑造关系，引导建立“物质性空间”和“社会性空间”概念，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场域营造能力。《方法与实践》以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以华南和大湾区生动的社会现场作为课程空间，在真实社会情境中培养学生的方法论意识和实践、行动能力。这六门课程共同实现了从知识到能力、从技术到思维、从课堂到社会的贯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闭环。

记者：对于艺术院校而言，如何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范勃：本科一年级的教育决定了学生大学四年的思维底色和成长轨迹。在这一阶段投入优质教学资源，这一做法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资源倾斜，而是对人才培养规律的尊重，为学生在大学四年乃至更长远的成长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强求学生立即消化所有通识内容，而是重视“启蒙”的长期效应。学生在大一阶段接触的跨学科思维，就像一颗种子，将在后续的专业学习中逐渐萌发。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我们在一年级通过“6+2”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包括批判思维、跨域视野与问题解决能力等，恰恰为后续的专业学习注入了更强大的动力与更高的起点。当学生进入二级学院后，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带着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创新思维进入专业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彼此赋能、协同进化的有机整体。

记者：您强调美院的核心优势是“审美”，但在“大设计”时代，这一优势如何与计算机、工程、机电系统等硬科技实现真正的交叉融合？

范勃：审美是美术学院历经沉淀的核心优势与根本底色，但在当今时代，这一优势需要与科技实现深度的、结构性的交叉融合，才能迸发出新的创造力，艺科融合是今天美术学院无法回避的选择。这几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艺术与科技双向汇通的创新生态，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湾区艺术创新系统”，组建社会技术创新、艺术科技产业、艺术城乡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生活、视觉文化传播六大动态创新集群，每个集群都是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实践场。相信我们不仅能够应对挑战，更能在“大设计”的浪潮中面向未来、创造未来。

记者：为了让美院学生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如何培养他们与真实世界建立连接的意愿和能力？如何建立学生与学校、社会的情感温度？

范勃：随着教育与艺术社会性维度的拓展，艺术、教育、社会三者之间的关联变得广泛而复杂。我们引入“社会现场”作为重要的评价维度，鼓励并追踪学生参与社会展览、跨界项目的情况，以打破闭门造车的困境，让作品能否“走出去”成为检验其生命力的试金石。社会性与实践性的注入，将为今天中国通识教育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教育需要在技术迭代、媒介纷杂的语境中，回归个体经验与在地关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我们强调“具身认知”作为重要的教学理念，倡导教育应发生在身体与环境的共振之中——当学生走入社区、介入现场、感知土地，他们所获得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由真实经验所索引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记者：作为院长推动如此大规模的改革，您最大的担忧和最深切的期待分别是什么？

范勃：我最大的担忧并不是改革的艰巨性，而是在时代洪流中，我们的教育能否真正守住“人的主体性”。当技术优化着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该如何避免陷入机械化的运行逻辑？如何让学生在掌握工具的同时，不被工具理性所束缚？这是我们始终要警惕和思考的。

而我最深切的期待是，我们能够重新唤起艺术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源于生命体验的原创力，面对复杂问题的勇气，以及与真实世界对话的能力。我期待看到广美的学生不仅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更能在任何领域成为价值的创造者、意义的守护者。

改革从来不会一蹴而就，但我相信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我们看到学生眼中重新闪烁的思想光芒，当教师在教学合作中焕发新的热情，这些瞬间都让我坚信：美术学院不仅是技艺传承的地方，更是艺术变革的策源地和未来文明的实验室。这也是“学院何为”在这个时代最生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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