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列入首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序列以来，大运河沿线六省及两直辖市（以下简称“运河八省市”），全力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工程，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研究制定了一批重要法规规划，建设了一批展示场馆和特色文旅项目，打造了一批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同时，聚焦建设重大公共文化载体这一中心工作，在沿线空间功能优化、运河文化活化利用、文化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不断探索，初步走出了一条大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利用的新路子。

千里通波，满盘皆活

大运河的物理本体是历史上的运河河道，积淀形成了以“流动的文化”为灵魂的流域文化传统。但是，自晚清以来，大运河已断流百余年，因运河而繁荣发展的文化，也因此花果飘零。建设国家文化公园，首先要让大运河千里通波，特别是解决通济渠、永济渠沿线及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的水源短缺、河道断流等突出问题。

水是万物的本原，也是大运河的命脉。最引人瞩目的是2022年4月，全长近18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在断流百年之后，首次迎来了全线通水。据称，这次补水总量为5.15亿立方米，相当于为大运河注入了37个西湖，这是古代治水能臣宋礼、靳辅等做梦都想不到的。

如今，每年向运河补水已成常态，“一河清水向北流”的美丽画卷初步绘就。

大河有水，满盘皆活。运河八省市统筹“绿色生态带”和“环境配套工程”，实施了国土空间管控、入河排污口整治、沿线企业综合整治、建成区与核心监控区管控、滨河生态空间保护和环境美化等重大项目，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运河生态保护的专项政策、法规、实施细则，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筑牢了绿色基底，奏响了水韵旋律。

对此最敏感的是各种动植物。如过去被称为“排污河”的北运河，通过实施截污治污、河滨生态修复、滩地小微湿地建设等，水质已稳定为Ⅰ类，成为黄菖蒲、香蒲、狐尾藻、金鱼藻、白鹭、中华秋沙鸭、鳑鲏的生存乐园。这样的例子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可以说随处可见。

推动运河文化焕新发展

国家文化公园是新生事物，既承担着为沿线人民提供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职能，也被赋予了传承保护运河文物和文化遗产、建设千年运河文旅品牌、打造致富河与幸福河等新时代内涵。5年来，运河八省市在活化历史文化遗产、打造公共文化服务载体、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用力甚勤、成效显著。

大运河文化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根脉和底蕴。大运河本身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富集区，既在文化传承保护上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也在价值挖掘和活化利用方面被寄予了厚望。

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上，以苏州为例，有运河物质文化遗产60项，涉及桥梁、河道、水闸、驿亭、衙署、寺庙、古塔、民居、祠堂、会馆等，还有33项国家级非遗，其中包括昆曲、评弹、吴歌、桃花坞木版年画、苏绣、香山帮古建筑营造技艺、御窑金砖烧制技艺、船菜技艺等。为推动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焕新发展，苏州相继实施了“平江古巷”、望亭历史文化街区、吴江“运河八景”等重大项目，有力推动了运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和集中展示。此外，如宿迁皂河龙王庙庙会、沧州市吴桥等，也都是这方面的生动案例。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辐射近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5亿左右的常住人口，同时，运河八省市全部位于胡焕庸线（又称“黑河—腾冲线”）以东，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因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承担着更加繁重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同时也成为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试验区。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标志性工程，可以视为高品质文化供给的一面镜子。高质量的运河展览策划和举办，集中体现了这座“年轻”博物馆的实力，如2024年举办的“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汇集运河八省市的240余件（套）展品，其中大部分为首次展出。博物馆每天发放的1.8万张免费预约门票，基本都是“秒空”。再如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每年接待100多万名观众，其中十分之一是孩子，他们通过体验夯土、拉纤，了解河工技术、漕运制度，在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埋下了大运河文化的种子。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止这些，还与旅游业、体育活动等深度交织在一起。在“运河文化+旅游”上，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运河文化旅游，充分发挥了集聚人气、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等重要作用。如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山东聊城朱雀街夜市、淮安大运河百里画廊、苏州“运河十景”等，都是可观、可感、可亲、可触的国家文化公园示范点。在“运河文化+体育”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还承担了参与健康中国建设的职能。今天的大运河，不仅风景优美如画，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建有良好的公共文化空间、绿色步道等，受到各类体育赛事的青睐。如大运河马拉松系列赛，横贯京杭大运河，不仅在天津、台儿庄、徐州、宿迁、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杭州等开有分站，还衍生出划艇马拉松、自行车赛、铁人三项赛等多种类型。各类赛事的举办，使古老运河焕发了青春活力。

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生动样本

2016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国家文化公园的定位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也是文化建设与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密切结合的产物，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对我国重要的区域文化、历史文化轴带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创新试验。近年来，我国陆续设立了长城、长征、大运河、长江、黄河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与有关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重要功能区等相互联动，代表着文化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探索出了一条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新路子。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我国首个国家区域重大文化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在空间上基本一致，与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在功能上各有侧重，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借力，推动大运河走在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前列。

首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打造公共文化载体为中心，统筹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功能。一方面，超越了“重点在保护，很少谈利用”的“世界遗产”思路。另一方面，也扭转了一些地方“只利用、不保护”的功利主义，推动了大运河世界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协同发展，对于流域更长、面积更大、批复较晚的长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如何处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可以提供重要借鉴。

其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示范区为突破口，在长达3200公里的运河沿线，精心论证和选择运河文化积淀深厚、保护现状较好、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节点、区块，探索形成了以公园化管理运营开展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对于同样涉及空间大、行政区多、对象与关系复杂的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集中精力和资源，实施重点突破，以及为在广袤国土上开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生动样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力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未来要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集中打造中华民族精神重要标识的发展目标，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对内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人民运河人民建、人民运河为人民”的基本遵循，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当代中华民族的“幸福河”。三是深入开展“精神价值挖掘”和“文化展示利用”，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引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文化和生态相得益彰、推动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轴带。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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