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琉璃河遗址考古新成果专家评议会在北京房山举行。今年正逢琉璃河遗址发现80周年。80年来，考古人接续努力，将西周燕都的文明密码逐渐破译：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者首度证实了西周燕都的位置，80年代找到了燕都最早的主人，90年代廓清了燕都城的范围和规模，21世纪初又进一步完善了遗址信息。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琉璃河遗址又出新成果，为我们勾勒出三千年前北京城的样貌。

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的开端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学界认为遗址是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也是目前国内发掘时间最长、发掘规模最大、发掘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为还原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历史图景添上一块拼图。

记者从会上得知，近年来，琉璃河遗址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发现，明确了西周燕国两重城垣结构，将城址规模由以往认为的约60万平方米，扩大至百万平方米以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晶介绍：“琉璃河遗址外城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西周封国城市规划设计、布局结构的认知。”王晶特别谈道，周原遗址的城市方向与琉璃河遗址相同，反映了分封制下西周王朝有力的国家统治和边疆治理。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雷兴山说：“在全国，西周时期的城墙发现得非常少。既有内城又有外城的，目前只有两处遗址，一处是作为西周王朝都城的周原遗址，另外就是琉璃河遗址。”

2021年，在琉璃河遗址作册奂的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上有铭文“太保墉燕”，记载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亲自主持燕都营建，这是关于北京建城史的最早记载。“太保墉燕”中“墉”意为筑城，与本次新发现的外城遗迹互为印证。王晶告诉记者，铭文中提到召公曾到燕侯宫进行了祭祀宴享的仪式，并对墓主人作册奂进行封赏，“这说明召公在建设燕城之前已经有了燕侯宫，所以我们认为太保所‘墉’之燕，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近年所发现的外城”。

近年来，考古学者在琉璃河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建筑，以及深十多米的大型夯土井。成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西周封国中揭露面积最大者，建筑与水井构成了西周燕国城内重要的构成要素。“大型夯土井在城内分散分布，可能为我们探索西周时期的城市单元提供新的视角。”王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这么深的夯土井，功能上也有可能是“凌阴”建筑，即类似现代的冰箱。

关于这座城的主人，考古研究也有新进展。《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不过，其世系并不明确。以往工作中，燕侯及夫人墓葬仅被发掘两座，燕侯墓葬的数量、位置及与其他贵族墓葬的排列关系等关键学术问题均不明。近年来，琉璃河遗址考古发现的成组大型墓葬，确认了燕侯家族墓地。王晶介绍，从这些墓葬可辨识出至少4代燕侯家族，甚至可能有6代。由此不仅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还为填补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首次在商周考古中重建古代家族树

“姓名‘奂’，职业‘作册’即书记员，性别男，年龄40岁至45岁，籍贯东方，迁入燕国，生活习惯为荤素搭配、饮食稳定，死亡年月在公元前1045年至1010年左右……”王晶将M1902墓主人的生平娓娓道来。作册奂作为一名掌握书写技能的殷商贵族，随周初分封迁入燕都，在饮食、用度、葬俗等方面仍延续着殷商传统和贵族待遇。他在燕国担任重要官职，参与了“太保墉燕”这一历史事件。

还原作册奂的生平，离不开多学科研究的成果。在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中，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有机质残留物分析、铜器溯源、碳十四测年、同位素分析、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等齐上阵，在复原古代社会的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考古工作者除了用多学科分析还原M1902墓主人的故事外，还在城北平民墓地进行了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重建了中国首个古代家族树，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进展。

“我们通过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建立起一组四代家族树，确认其为父系遗传家族墓地，并发现存在近亲结婚现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表示，这为我们了解当时普通平民家庭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青铜器上的斑驳铭文沉淀着三千年时光，两重城垣见证着北京最早的建城印记。琉璃河遗址近年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与“太保墉燕”等重要出土文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北京自西周时期开始的城市建设史，见证了北京逐渐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国之都的关键转变，是首都北京三千余年赓续不断建城史的开端。琉璃河遗址通过考古实证，让铭文中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触摸的城墙、可凝视的青铜，为千年古都北京找到文明原点。（记者 李韵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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