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七月龙眼熟，我和几个小伙伴攀爬在树上摘龙眼，忽听树下有人叫我的名字并喊道：“考上啦，考上啦！”我一激动，忘了自己是站在树枝上，双脚用力一跺，“哗啦哗啦”，连同树枝树叶一起坠落下地。整个过程脑子一片空白，懵懵懂懂地发现自己站在了泥土地上，我才有了脚踏实地的真实感。啊，暨南大学，我考上大学了。

　　这“从天而降”的惊喜，相隔半个多世纪了，我仍清晰记得。

　　我考上大学，村里人奔走相告，母亲和我却是又喜又忧：要到广州读书，需要一笔颇大的经费，可家里的收入只勉强够一家老小糊口。考虑到我家庭困难，学校给了助学金，每月除伙食费外，还有4元零用。就这样，我在校园里度过了5年“富足”的生活，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是我从没感到过的富足。那个时代的文科生几乎都在做着一个“诗人梦”，我对诗歌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阅读诗集，找来报纸副刊上发表的诗歌学习，常常忘记了时间。这引起管理员林老师的注意，她不时站在我身后悄悄地观察我，时间久了，还会劝我：“休息一下吧！”见我抄录诗集辛苦，她偷偷告诉我，图书馆要淘汰一些破损旧书，我可以带些回去。就这样，我拿到了好些破损、缺页的诗集。后来，这些盖有“暨南大学图书馆”印章的书，跟随我搬来搬去，一直保存至今。我很少去翻开它们，生怕一翻动，书页就会碎裂。诗集里的那些诗我大多记不住了，但我依然记得林老师慈蔼的模样。

　　读大三时，原广州军区的一批军旅诗人时常在军区礼堂举行诗歌朗诵会，有时还会举办讲座，深受大学生、诗歌爱好者的喜欢，我常常去听。我们学校与军区礼堂相距甚远，往返坐公交车要花3角钱，这对于一个靠助学金读书的学生而言确实是笔不小的花销，我必须从牙缝中挤出开支。通常为了赶时间，我会咬咬牙花一角五分钱坐车前去，回来则以步代车，几乎穿越小半个广州城回到学校。路途虽远，但仍沉浸在诗歌激情中的我丝毫不觉得累，耳边萦绕着琅琅诵诗声，漫天的星星就像是我的灵感在闪烁。那是多么幸福而浪漫的夜晚啊。回到宿舍已是半夜，为了不打扰舍友，我悄悄地摸黑钻进被窝，带着我的“诗人梦”一起睡去。后来班里有个广州本地的同学被我的痴迷所感动，便将自行车借给我用。有了这辆自行车，我的“诗人梦”简直如虎添翼，出去参加文学活动更踊跃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西“支边”建设，待过地质队，下过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诗人梦”依然不泯，在青山绿水边，在乡村田园里，我不忘读诗写诗。由于工作需要，我也写些新闻报道、杂文散文之类的文章，最终，我依靠文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一名副刊编辑。

　　小女儿出生后，从她牙牙学语开始，我就教她背唐诗。孩子不知唐诗为何物，以为唐诗是“糖诗”，大概是因为我经常买糖奖励她多背带来的误解。从“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到较长的诗，孩子乖巧受教，也欣欣然喜欢这些朗朗上口的“糖诗”。也许因为这些诗歌的熏陶，她开始有诗的发现，喜欢联想、比喻、形容，譬如家里刚孵出壳的小鸡颤巍巍在地上走动，她就说像妈妈的毛线团在地上滚动，还把天上的月亮说成是星星的妈妈……妻子说这孩子古怪，奇思异想多，我却有些得意地回应：“这是我的‘诗人梦’在成长！”女儿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冀望，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实现了我大学时代的梦想。

　　岁月悠悠，我今已年迈。昏花的两眼望去，迢迢来路皆已朦胧，依稀可见的是那个在图书馆埋头抄诗的文学青年，那个夜晚踩自行车赶去听诗歌朗诵的身影。我觉得，我用一生的酸甜苦辣写下了一首诗。

　　《 人民日报 》（ 2025年01月26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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