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如何携手】

编者按

文学艺术是现实的渐近线，是生活的横切面，更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一个时代风貌的传播者，还是一个时代风气的引领者。在文学艺术的大家庭里，“文学”的角色有些与众不同。有人认为，文学是其他艺术样式的基因库，是一个本源性的存在。在其他艺术样式的发展进程中，“文学”不仅是参与者，而且还是“打底的”，是出发的基点和起跳的支点。也有人认为，其他艺术样式要站稳脚跟、彰显个性，亟待扔掉文学这根“拐杖”，追求自我生长。在当代语境下，如何看待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新变化？通过哪些路径可以实现“和谐共处”？本版开设《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如何携手》栏目，邀请专家学者撰文，一探究竟。

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文学与音乐宛若两颗相互辉映的星辰，共同照亮前行的路，谱写着人类情感的华美篇章。自古以来，文学与音乐就如同双生的灵魂，彼此依存，共同呼吸，交织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艺术图景。

在古希腊的神话里，诗歌诞生在酒神的狂欢之中，与音乐和舞蹈水乳交融，共同铸就文化的辉煌。而在东方的古国，《诗经》的风、雅、颂按照不同的地域和音乐韵律分类，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一，共同编织文化的花环。文学以深邃的内涵和丰富的情感，赋予音乐诗意的灵魂。而音乐则以流动的旋律与和谐的节奏，为文学插上飞翔的翅膀，让其在世界各地传唱不息。

文学家和音乐家常常跨越艺术的藩篱，从对方的灵魂深处汲取灵感，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从汉魏的乐府到唐宋的诗词，再到元代的戏曲，文学与音乐的结合不断催生出新的艺术形态。它们相互渗透与融合，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更深化了艺术的内涵和情感的表达。

在今日的世界，文学与音乐的紧密合作依然如故，它们相互协调、共同作用，致力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创造人类精神世界的交响诗。

1.无论中西，文学的深邃与音乐的激情相互交织

艺术歌曲，这种将诗歌与音乐合二为一的艺术形式，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文学的深邃与音乐的激情。德国艺术歌曲以独特的情感表达和音乐风格，成为这一领域的璀璨明珠。它们不仅要求诗歌的文学性，还要求音乐的独特性，如同在音符上跳跃的诗行，诉说着无尽的情感与故事。舒伯特的《魔王》不仅是一首曲子，更是文学与音乐元素的交响，人声与器乐的完美协调如同诗词与音乐的均衡舞蹈，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法国艺术歌曲考究法语语调、韵律、语气、意境。古诺、比才、福雷、德彪西等一大批法国作曲家的涌现，充实了世界艺术歌曲的宝库。

在中国，作曲家们根据古诗词进行再创作，重新对古诗词进行谱曲，让那些古老的文字在今天依然能够绽放出新的生命力。赵季平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创作的《佳节思亲》《别董大》《静夜思》《阳关三叠》等作品，被广大声乐爱好者青睐，常用于各大音乐会和电视节目。他的《风雅颂之交响》从《诗经》、唐诗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章节，创作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其中《幽兰操》《关雎》尤为精彩。经过他的创作，诗歌因为有了音乐的加持而更加富有魅力，音乐因为有了诗歌的文化底蕴而获得新的阐释空间。

2.诗歌与音乐节奏和韵律呼应，构建起艺术对话

文学以叙述的力量构建故事的骨架，刻画人物的灵魂，描绘世界的多彩。音乐则以旋律的流动，将这些故事和情感转化为可以触摸的声音。音乐的流动性，让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跃然纸上，成为一种即刻可感的动态艺术。

《胡笳十八拍》不仅是一首琴曲，还是一篇长达一千二百九十七字的叙事诗。全曲共十八段，运用宫、徵、羽三种调式，使音乐的对比与发展层次鲜明。作品的音乐和诗歌共同展现蔡文姬被俘、思乡、别子、归汉等场景，描绘出她的悲惨命运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这位传奇女性悲剧性艺术形象，也打开诗歌形式的新空间。

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与音乐的节奏和韵律相互呼应，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对话。在诗歌的世界里，这种韵律美在朗读时的抑扬顿挫中得以展现；而在音乐的王国里，它则通过旋律的起伏和节奏的变化来实现。这样的结合，让诗歌更加悦耳动听，也让音乐作品更加深邃。例如，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平仄韵律，在吟诵时的节奏感，与音乐的节奏结构相得益彰，如同一场美妙的倾心交谈。

文学作品通过视觉和思维激发读者的想象，而音乐则通过听觉触动人的情感。这种跨感官的体验，让艺术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观众的感受也更为立体。比如，民歌和戏曲中包含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文学元素，它们通过音乐的形式代代相传，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古诗文中的吟唱也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一种体现。这种有效兼顾语言性、音乐性和文学性的表演方式，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融合，更是情感和智慧的交流，是心灵与感官的共鸣。在这种共鸣中，文学与音乐共同编织出人类情感的复杂纹理，让艺术的表达力达到新的高度。

2016年，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作曲家，标志着文学与音乐历史性的融合，这是对诗歌与歌曲同源传统的再次强调。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表彰他在传统美国歌曲中创造的新诗性表达，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艺术成就的认可，也是对文学与音乐交融传统的一种肯定，还是对文学表达方式的一次革新。他的作品将诗歌的韵律与音乐的旋律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同时，他的获奖也代表文学边界的拓展，将歌词纳入文学的范畴。

3.歌剧是音乐、文学、戏剧和视觉艺术的集大成者

现代作曲家经常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创作出新的音乐作品。作为音乐、文学、戏剧和视觉艺术的集大成者，歌剧为观众提供一种全方位的艺术享受。当代民族歌剧中的音乐和歌词常常紧密结合，共同推动剧情的发展，创造出全新的艺术效果。

《运河谣》作为国家大剧院的首部原创民族歌剧，集中体现出文学性与音乐性的有机融合。这部作品为不同角色设计独特的音乐，采用歌谣体和板腔体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既不照搬西方歌剧宣叙调写法，也不套用西方歌剧主题贯穿的写作方式，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增强了戏剧的深度。作曲家印青在创作中融入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如采茶调、苏杭民歌、京韵大鼓等，这些元素不仅增加了观众的亲切感，也为戏剧带来强大的张力，体现出民族歌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剧中的音乐兼具歌唱性和旋律性，充满感情，许多唱段如《来生来世把你爱》《你在哪里呀，红莲》等在社会大众中广为传唱，成为一种艺术现象，展现出音乐与文学情感表达的完美结合。

《运河谣》的编剧黄维若强调剧本要继承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戏曲、民谣的特点，使剧本具有民族的文学特性，唱词具有古代诗词的韵律感，结构规整，增强歌剧的文学内涵。此外，作品还从大运河周边的地理人文取材，写出普通人的运河生活，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共情，突出原创性与时代特征。这些元素共同构成《运河谣》文学与音乐有机结合的艺术魅力。

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也被成功改编为同名歌剧。作品通过一个土司少爷的故事，反映康巴藏族聚居区土司制度的变化过程。在艺术表现上，歌剧《尘埃落定》以歌唱为主要叙事手段，充分利用对唱、独唱、重唱、合唱等形式，通过人声的交响，让叙事变得立体，戏剧性得以增强。导演廖向红提出，这部作品在遵循歌剧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小说情节和人物关系进行提炼、改编，实现文学到歌剧的再创造。歌剧《尘埃落定》的音乐创作也充分尊重小说《尘埃落定》确立的情境、情感和思想，基于文学的世界寻找音乐的动机，展开旋律的编排。

民族歌剧中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是相互依存、相互提升的。文学为音乐提供丰富的叙事内容和情感深度，而音乐则赋予文学声音的质感，让文学的意境和情感得以在观众心中产生共鸣。这种结合不仅丰富歌剧的艺术表现力，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提供新的路径，体现出民族艺术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

4.文学的世界里，音乐的回响美妙而深刻

音乐在文学创作中的回响，宛如一曲悠扬的交响乐，穿越时空，激荡心灵。古老的《诗经》中，“关关雎鸠”依然在耳边回响，仿佛让我们看到河边的郎情妾意；屈原的《九歌》在生死契阔的情感中，传递着千古爱情的悲切；而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更是将音乐与舞蹈美妙结合，化为永恒的传说。我们还听到杜丽娘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中惜春，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春色中“十八相送”。

在现代文学中，音乐的回响同样不可忽视。金庸的《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对古琴的痴迷，展现出音乐与人物内心的深刻联系。丰子恺在自传中提到他在日本学习小提琴的经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仿佛能听到他运弓、按弦时的自言自语。刘索拉通过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描绘了音乐学院作曲系学子的青春冲动，真实而细腻，作品中这么描述人物听莫扎特的交响乐，“顿时，一种清新而健全、充满了阳光的音响深深地笼罩了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的浑浊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他欣喜若狂，打开窗户看看清净如玉的天空，伸手去感觉大自然的气流。突然，他哭了”。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作家史铁生说过：“文学就是生命的赞歌。”他将摇滚与写作视为生命的两种节奏，音乐是热血与冲动的象征，而写作则是对生命深度的挖掘与反思。在这个维度上，音乐不仅是文学的背景，更是情感的催化剂，为文学作品注入生命力，使得文字在旋律中舞动，情感在音符中流淌。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与情感，通过音乐的旋律得以升华，形成一种跨媒介的艺术体验。这种互动不仅丰富了艺术作品的内涵，也让我们在欣赏文学的同时，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有学者说：“汉语蕴藏着丰富的音乐性，是特别善于歌唱的语言，声调、吐字、情态、口吻等语言要素都能‘入乐’。语言越美，音乐性越强，反之亦然。”文学与音乐的对话是永恒的，这源于它们的内在基因，谁又能将音乐与文学分出一个先后与轻重呢？它们本就是一块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也唯有这份难舍难分，才有了音乐与文学的永恒交响。

（作者：袁晓群，系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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