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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里藏着十二星座

2024年10月20日08:41 |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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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敦煌石窟里藏着十二星座

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建造时间是晚唐至北宋早期的归义军时期,归义军首领向中原王朝称臣,官职世袭,先后经历张、曹两个家族的统治。

进入洞窟时,需要经过甬道,甬道两侧各有一幅壁画,就是《炽盛光佛图》。画面C位就是炽盛光佛,坐在华丽的车上,身体放射出耀眼的火焰;外围簇拥着九曜星神;星神的上方彩云浮动,分布着一群手持笏板、头戴冠冕、身穿华服的神灵,这就是二十八星宿之神,也叫星官。

还有十二个圆形的图案穿插其间,这就是“十二星宫”或“十二星座”的形象。甬道的南壁和北壁上的星宫保存得都不全,各有九幅,但是组合起来,十二宫都不缺。

看完这张图,你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既熟悉,又陌生。

先说熟悉。这些“星座”图案,出自千百年前,但是名称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版本基本对得上。

再说陌生。“十二星宫”是舶来品,来中国之前先后经历了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的接力。但是,如我们开头所说,从这几张图像里,我们看不出太多的洋味儿,相反,它们“很国潮”“很中式”。

这是怎么回事?

从星座变化,看“刺激扩散”

你肯定注意到了,“十二星座”的早期身影多出现在佛经、佛窟、佛寺中。没错,一开始,这种文化现象,正是跟随佛教一路而来。

相对于“十二星座”,佛教是更大的“舶来品”。所以,我们要想了解“十二星座”的形象之谜,就必须放到佛教传播的大背景之中。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从原地向外扩散传播,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尤其是复杂的文化系统,由于各地环境、习俗的不同,当它进入新领地后,必然面临“水土不服”的挑战。

这个时候,为了在当地开花结果,就不得不对原有的内容进行改变,从而获得当地人的逐渐认同。这种受挫之后改变策略的传播方式,被称为“刺激扩散”。

显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属于“刺激扩散”。而“十二星座”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元素,也经历了这种过程。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关于“十二星座”最早有确切记载是隋朝《大方等日藏经》,其中就出现了星座的早期命名:水器之神、天鱼之神、特羊之神、特牛之神、双鸟之神、蟹神、狮子之神、天女之神、秤量之神、蝎神。

在这里,你肯定能体会到,这一串名字有一股“异域”的味道。而且,这时候的十二星座的应用,跟运势占卜都没有联系,只是跟十二个月份进行了简单的对应。

从中我们看得出,从西汉晚期到隋朝,佛教已经传播了五六百年,但作为外来的“强龙”,在“地头蛇”面前依然小心翼翼。

唐代引进的佛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其宋代印刷刻本中出现了十二星座的图像。

在这张图上,有一部分图像,还保留着外来的模样,比如“天秤”,是西式的天平;“摩羯”,是鳄鱼头鱼身,这是古印度对古希腊“羊头鱼身”改造后的形象。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星座的形象“很中国”。比如“双子宫”,并不是古希腊版的双胞胎,而是一男一女,穿着打扮是中原人的服饰。再比如“射手宫”,又叫“人马宫”,用弓箭来表示,这大约就是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人对“射手”的一种转译。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十二星宫”正在经历从异域风格到中国风格的过渡。

十二星座从天上来到人间

辽代张世卿墓室穹顶《天文图》上,其中的“天秤宫”图案依然是天平,但其他十一个星座几乎全部是中国人熟悉的画风:古希腊“人马宫”(射手宫)中的“人头马身”,被演绎为人牵马。

《天文图》中“摩羯”头部不是古希腊的羊,也不是古印度的鳄鱼,而是变成了龙头。这个“龙头鱼身”的造型,是本土化之后的摩羯形象,在辽宋时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器物中,其形象被称为“摩羯纹”。

这个龙头鱼身的“摩羯”,后来又被称为“鱼化龙”,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另一番精彩:

科举考试,成功上岸,就好比“鱼跃龙门”,而“鱼化龙”就是鱼跃龙门时从鱼变成龙的过渡状态。你看青花瓷器上的“鱼化龙”,就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子了。

而莫高窟61窟甬道里的“十二星宫”,从人物形象到画风,都已经完成了彻底的中国化。

这两幅图虽然出自佛窟,但二十八星官的造型其实来自道教,而手持笏板、身着官服的形象,又有儒家文化身影。

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佛、道、儒三家从唐代开始,逐渐互相借鉴学习。等到元末明初,甚至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提倡“三教合一”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道教全真派的王重阳。

早期十二星宫主要用在天文历法之中。无论是佛经、石窟壁画,还是辽人墓葬中,它总是跟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形影不离。

慢慢地,十二星座也开始从天上来到人间,被应用于各种占卜。到了北宋开保七年,也就是974年,留下了一份叫《康遵批命课》的文书,后来被发现于敦煌的藏经洞。其中有大段文字,将十二星宫和算命结合起来。这些占卜说辞,正是唐宋时期文人大谈“摩羯命苦”的理论根据。

古代“十二星座”的流行,基本上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但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件物品,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文化试图“破圈”的努力。

河北邢台开元寺里有一口大铁钟,是一件金代(南方为南宋)的文物。它外壁一圈,就镌刻着“十二星宫”。

这一回,“天秤宫”里的天平,变成了中国传统的杆秤;而“双子宫”则被刻成日月图案,这很可能是当时的人将男女形象抽象为“阴阳”,然后又用日和月来代表。

最让人纳闷的是“摩羯宫”:动物的形象没有了,变成了一块石碑。思来想去,大概因为“摩羯”又被音译为“磨碣”,“碣”的意思是石头。把石头磨一磨,不就是“石碑”吗?

跟文人“玩梗”不一样,这个脑回路,属于没什么文化的底层百姓。显然,铸造大钟的工匠,很难一下子搞懂“十二星宫”原来的图案。

通过以上探索,我们了解到,古代“十二星座”不像“舶来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舶来品”的主动妥协;另一方面,咱们中华文明,有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是源源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元素,而且可以做到“为我所用”,最终使其变成自身的一部分。

从宗教到科学,“星座”二进宫

汉代以后,“十二星座”跟随佛教进入中国,主要还是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条“海上丝路”。

大约从明晚期开始,传教士从海上奔向东方。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带了进来。所以,在明清之际,包括十二星宫在内的星座命名系统被介绍到中国。

就像佛教传播遇到的挑战一样,在一个新的国度,这些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也作了妥协:中国古代命名的星宿,还是沿用旧称;没有命名的,就翻译欧洲的星座名来补充完善。

但是,这些天文知识,跟大多数科技发明一样,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所以,它们最终封存在宫廷中,没能出圈。

再到晚清,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开办新式学校、公派留学等等,这一波潮流中,我们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著作,“黄道十二宫”以新的面孔进入中国。

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他的《诸天讲》中,对“十二星宫”名称做了一次总结修订。例如将“阴阳”改成了“双子”,“天女”“双女”“室女”统一翻译为“处女”,“宝瓶”改成“水瓶”。至此,十二星宫的名称基本接近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名字。

从汉至明,“十二星宫”随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明代至晚清以前,“十二星座”被传教士通过海上丝路带入宫廷;近代以来,“十二星座”在内的天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以科学知识的面孔进入中国;而现在年轻人闲聊的星座命理,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占星作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经港台地区进入内地。

四个时期,时代背景不同,却拥有共同的传播逻辑。

第一,十二星座每一次传播都是以“副产品”的面孔出现,紧抱一条大腿。前两次,它依附于宗教(佛教、基督教);第三次,它依附于科学(天文学);第四次,它依附于娱乐文化。

第二,作为舶来品的“十二星座”,每一次落地生根,都要经过一次“本土化”改造。

所以,无论是敦煌壁画里的“十二星宫”,还是今天我们流行的“十二星座”,都是“中体西用”的结果。

文/羽羽

(责编:杨曦、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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