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出土了《神乌赋》。因《神乌赋》显示的思想与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等多有不同，一经出土，立即引起学界的关注。如扬之水认为，《神乌赋》“用幽咽愤悱的叙事体写出前汉由盛而衰之际小民的怨苦”（《〈神乌赋〉谫论》，《中国文化》1996第14期）；万光治认为，“《神乌赋》的作者一方面对神乌的选择暗寓微讽，深寄叹惋，另一方面却又有无所适从的悲哀，流露出十分复杂的心态”（《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第3期）；马青芳认为，“《神乌赋》是一篇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危苦为旨的作品，它借雌雄二乌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末年百姓的生存状况”（《〈神乌赋〉的生命价值观及其悲剧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第3期）；洁芒认为，该赋“鲜明地突现出辛勤的劳动者受到不劳而获者无理侵扰和伤害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等等。这些研究在关注《神乌赋》思想及价值取向的同时，肯定了它在汉赋中的地位。

不过，任何的思想研究都离不开作品产生的时代。从内容上看，《神乌赋》在叙述雌雄二乌孝养其亲的故事时，刻意宣扬了汉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思想。鉴于前人对这一问题多有忽略，现分述如下。

其一，《神乌赋》的作者宣扬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礼乐思想。“孝”是汉代礼乐刻意宣传的内容，古代一向有“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汉书·礼乐志》）之说。在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同上）以前，汉高祖刘邦之姬唐山夫人写下的《安世房中歌》是汉王朝最重要的礼乐。问题是，《安世房中歌》是如何“以章功德”即宣扬汉家功德的？沈德潜精辟地指出：“首言‘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古诗源》，中华书局2006年版）这一论述可谓是不刊之论，《安世房中歌》开宗明义，以“大孝”领起，开出了数百年的家法，乃至于以孝治天下成为汉王朝既定的治国理念。在这中间，以孝明德，“‘孝’‘德’是西汉最初的礼乐文化，借助于‘孝’‘德’，把宣扬西汉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的内容统一起来是《安》的基本出发点”（张强《〈安世房中歌〉教化思想考论》，《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受其影响，《神乌赋》叙述强调“孝”这一意象时，在一定的程度上折射了汉王朝礼乐建设的成果。

其二，以孝治天下是汉代不可或缺的统治术。一是汉代君主是“孝”的身体力行者。沈德潜有“累代庙号，首冠以孝”（《古诗源》）之说。刘邦以后，汉代的君主均以“孝”为庙号，张扬了“孝”在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汉代治《孝经》蔚然成风，不但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而且出现了“凡《孝经》十一家”（《汉书·艺文志》）的盛况。其中，长孙氏、江氏、翼氏等开山立派，对普及《孝经》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三是汉代以“孝”为评判个人行为和担当的道德标准。如《汉书》臧否人物时，以“孝”为价值评判尺度，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世风；四是汉代实行“举孝廉”等选官制度，这一制度推行后，进一步明确了以孝治天下的用人思想路线。如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汉武帝有“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之举；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汉武帝下达了“举孝廉”的诏书，将“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同上）等视为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有司表态道：“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同上）在汉代君主的推动下，“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需要补充的是，汉代实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始自董仲舒，如史有“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之说。《神乌赋》的写作年代发生在西汉中期以后，作者刻意地宣传“孝”，应与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密切相关。

其三，汉代统治者提倡敬老之风，如史有“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后汉书·礼仪志中》）之说。君主将玉杖授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并予以优待，除了明确地宣示尊重老人的态度外，更重要的是倡导孝道。如检索尹湾出土的汉简《集薄》，东海郡共有2823人被授以玉杖。东海郡地偏一隅，远离政治统治的核心区域。据此当知，在汉代君主的推动下，行孝作为道德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基本标准，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及深入人心。裘锡圭先生论《神乌赋》作者的身份时，有“显然作者是一个层次较低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创作此赋的”（《〈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之说。《神乌赋》的作者出生于社会下层，作品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思想情绪。在这中间，《神乌赋》以“孝”为着力点，刻意营造和渲染感人的艺术氛围，既与社会群体确认“孝”这一道德伦理相关，同时又与统治者重新发现“孝”在政治统治中的价值相关。进而言之，当统治阶级的思想左右世风及成为集体意识时，“孝”势必要左右社会群体的思想，并支配人们的行为。

其四，《神乌赋》宣扬孝道与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有着密切的联系。“孝”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外化形式，儒学显于朝廷以后，汉武帝提倡孝道，主要是强调服从君主的绝对意识，进而以“忠”规范臣民的思想行为。如《神乌赋》只有六百多字，但在有限的篇幅内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孝经》《论语》《诗经》等，全方位地诠释了儒家以“孝”明仁、以“孝”明德的思想主张。又如《神乌赋》的开头有“蠉飞之类，乌最可贵。其性好仁，反哺于亲。行义淑茂，颇得人道”等语，以此为叙述起点，神乌之“孝”成了“仁”的载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则民是则之。”（《孝经·三才》）“孝”是道德的本根，凡有孝德者必有诸德，如孔子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之说。在宣扬“孝”的过程中，《神乌赋》借用雌雄二乌颂扬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作者的反复强调下，雌乌成为“内修”的典范，具有了“君子”的特质。

其五，从表面上看，《神乌赋》以对话体叙述雌乌临终对雄乌的嘱托，旨在强调家庭伦理，但如果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关注其思想，则应该说《神乌赋》从一个侧面回应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大汉继周”（《汉书·礼乐志》），汉代像周代那样，继续以道德伦理为政治器械。在这中间，《神乌赋》中的“孝”作为家国之间的平衡点，承担了维护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神乌赋》塑造的神乌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回应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神乌赋》选择神乌为故事叙述的主人公，与乌是“孝”的历史文化符号息息相关。如《说文·乌部》有“乌，孝鸟也”之说，乌是“孝”的外化符号。在《神乌赋》中，作者宣扬“孝”既有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同时又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中接受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接受了儒家以孝为天地之经义的思想。进而言之，《神乌赋》叙述神乌故事时，以“孝”冠之，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运动的轨迹及文化心理变化的过程，揭示了一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支配社会群体意识的历程。

（作者：董立梅 张 强，分别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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