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1159-1223年），字安卿，号北溪，世称北溪先生，南宋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人，是朱熹晚年的得意弟子。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年）夏知漳州，成为陈淳的父母官，陈淳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拜谒朱熹，撰《初见晦庵先生书》，以真挚虔诚的文字，表达了对朱熹的敬仰之情。他向朱熹请教理学义理，朱熹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陈淳听闻教诲，为学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十年后，陈淳再次拜见朱熹，陈述自己的学习所得。朱熹当时已卧病不起，对他说：“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师训，痛自裁抑，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朱熹生前多次公开说：“南来，吾道喜得陈淳。”（以上引文俱见《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中华书局1977年）《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记载的朱熹对陈淳的训示，主要就是朱熹临终前三个月期间的。然而，当前对陈淳如何发扬朱熹“下学功夫”这一问题探讨较少。

综览朱熹与陈淳的书信往来以及《朱子语类》中的记载，朱熹在这一时期反复以“下学功夫”训导陈淳，其要义大略有五端：第一，下学功夫要切于日用。“只是说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见处”。第二，下学功夫是积渐功夫，“理只在事物之中”。“程先生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第三，下学功夫要广实践。“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自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第四，下学功夫要有主见，不能随人飘转。“若恁地随人转，又不如只在屋里孤陋寡闻”。第五，由下学而上达。“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功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以上引文俱见《朱子语类》卷一一七，中华书局1986年）通过师生往复问答，陈淳对朱熹“下学功夫”的教诲有了深入透彻的领悟。陈淳家境贫困，“家穷空甚，无千里裹粮之资；而二亲臞苶，又日夺于仰事不给之忧”（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见《北溪大全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且科场连蹇，晚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及上任而去世。陈淳终身布衣，以教书为业。他把对朱熹“下学功夫”教诲的体悟落实于教学生涯，主要体现在两类教学著述中：一类是《北溪字义》，一类是训蒙三书。

《北溪字义》贯穿着理学“下学而上达”的理念和门径。《北溪字义》原名《字义详讲》，又称《四书字义》或《四书性理字义》，是陈淳的弟子王隽根据听陈淳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此著是陈淳对朱熹《四书集注》中的理学范畴及观点的阐释，分为两卷，上卷包括：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共十四门；下卷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共十二门。陈淳“每拈一字，详论原委，旁引曲证，以畅其论”（《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字义提要》），其所引据者，“荟萃周、程、张子之绪言成语，而折衷于所闻之师说，与夫《章句》《集注》之精意”（施元勋《北溪字义序》，见《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可以认为，此书是陈淳理学思想的凝练，也是其继承朱熹“下学功夫”理念与门径的反映。如卷上“心”条，开头便说“心者，一身之主宰也”；又说“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又说“心虽不过方寸大，然万化皆从此出，正是源头处”；又说“心至灵至妙，可以为尧舜，参天地，格鬼神。虽万里之远，一念便到。虽千古人情事变之秘，一照便知。虽金石至坚，可贯。虽物类至微至幽，可通”。以下又引程颐、张载、程颢之言说“心”。可见，陈淳努力地从各个层面、多个角度阐述对“心”的理解，其中贯穿着理学理一分殊、下学上达的思想。再如“中和”条，陈淳说：“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浑沦在此，万般道理都从这里出，便为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只是这里动出，万般应接，无少乖戾而无所不通，是为达道。”把“中和”解释为大本和达道，明显带有“下学上达”的意味。陈淳撰著《北溪字义》本身就是对朱熹“下学上达”教诲的践履，而《北溪字义》对具体条目的阐释，也大多体现出“下学上达”的理念所在。正因为此，《北溪字义》“后来被人们当作‘下学而上达’的理学入门之书”（熊庆年编著《中国理学》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204页）。

为发扬朱熹“下学功夫”，陈淳又从自身职业入手，编订蒙学教材以达到目标。他长期教授儿童，深知童蒙教育的重要性。他编纂有《启蒙初诵》和《训蒙雅言》二书，并自序撰著目的：“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盖圣学始终，大略见于此矣。恐或可以先立目标而同志，有愿为庭训之助者，亦所不隐也。”（《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可知，二著的难易和繁简程度具有进阶性，三字句的《启蒙初诵》在先，四字句的《训蒙雅言》在后。另外，陈淳还撰有《小学诗礼》，是以五字韵语宣传日常礼仪规范的著作，主要明确作为人子的责任与义务。清代陈弘谋《养正遗规》收录此著，且加按语曰：“北溪陈氏，复辑《曲礼》《少仪》《内则》诸书，择其要且切者集为五言，次以韵语，俾童子时时讽诵而服习焉，题之曰《小学诗礼》。盖歌咏所以养性情，而步趋因以谨仪节。过庭之训，殆于兼之。”（陈弘谋辑《五种遗规·养正遗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这三种书都是陈淳的训蒙著作，可称为“训蒙三书”，并且兼有家训的性质。

陈淳的“训蒙三书”围绕“下学功夫”形成两个特点。其一是形式的蒙学化。三书分别采用了三言韵语、四言韵语和五言韵语的形式。最简要的《启蒙初诵》采用三字句，是陈淳考虑到童蒙“其初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这是他多年童蒙教学的宝贵经验。《小学诗礼》采用小字随文加注的形式，或者补充完整句子，以便领会句意；或者对较生僻的字注出读音、解释字义，帮助童蒙学习理解。其二是内容的经典化。三种著述所选内容，均来自儒家经典。如《启蒙初诵》有句“礼三百，仪三千”，《训蒙雅言》则敷衍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俯不怍人，仰不愧天。”《启蒙初诵》有“居处恭”一句，《训蒙雅言》有“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将“居处恭”具体化。而《小学诗礼》针对儿童的年龄特点，选取儒家经典中可操作性强的条目而成文。如“事亲”其九：“立不敢中门，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奥。”也是讲儿童的居家礼仪，照搬了《礼记》成句，只是在每句中加了一个“敢”字，以五言韵语的形式出现。要言之，陈淳的训蒙三书，《启蒙初诵》和《训蒙雅言》内容上具有进阶性，《小学诗礼》则主要针对幼童，三者各有侧重，但都摭取儒家经典，以儿童为教育对象。

陈淳通过教书之业，发扬并实践了朱熹“下学功夫”，强调教育的进阶性和连贯性。他说：“人自婴孩，圣人之质已具，皆可以为尧舜，如其禁之以豫，而养之以正，无交俚谈邪语，日专以格言至论薫聒于前，使盈耳充腹，久焉安习，自与中情融贯。若固有之，则所主定，而发不差，何患圣途之不可适乎？”（《启蒙初诵·训蒙雅言》“自序”）他把童蒙教育当作培养圣贤的第一步，殚精竭虑。在童蒙教育中广泛融入理学学说，为理学的传播贡献了一己之力。除《北溪字义》和训蒙三书外，陈淳还有嘉定九年（1216年）应严陵郡守的延请讲学严陵郡学形成的《严陵讲义》《似道之辩》《似学之辩》等著述流传。

南宋中后期的理学家和文人，逐渐重视“下学功夫”的教育，并继续编写过一些启蒙读本。单就理学家的著述看，就有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张栻门人编撰的《洙泗言仁录》、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而陈淳堪称其中翘楚。这些启蒙读物的流传，为宋末元初《三字经》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也足以证明陈淳发扬“下学功夫”的影响与传承。

（作者：张文利，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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