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组成的联合航次近日在南海北部取得重大成果，共发现文物标本66件，在考古深度上首次突破2000米；圣杯屿元代海船水下考古进行了正式发掘后的首次文物提取，发掘出水瓷器类文物58件；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正式启动整体打捞迁移……近日，我国水下考古作业捷报频传。开展水下考古的重要性是什么？相较于田野考古，水下考古有何技术难点？当前我国水下考古取得了哪些进展？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有关专家。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 是陆地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近代水下考古学是以1943年法国海军发明自携式水下呼吸器（SCUBA）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泽冰告诉记者，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自古以来有发达的海上交通，国内南北航运贸易和海外贸易频繁，丝绸、陶瓷、茶叶等产品大量输出海外。经过历史沉淀，四大海域保存了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开展水下考古工作对于确认中国在全球海运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意义重大。

相较于田野考古，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独具特点与难点。王泽冰介绍，首先，从事水下考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熟悉掌握潜水技术。其次，变幻莫测的水下环境对考古工作提出挑战，水下动态环境让水下作业遗迹观测变得异常困难，水母、海胆等海洋生物也会蜇伤工作人员皮肤，侵扰工作秩序。此外，前期协调是水下考古工作的另一难题。“从用船到项目实施，涉及十几个部门交叉管理，同时协调好各个管海用海单位是开展工作的关键。”王泽冰说。

以本次南海水下考古为例，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航次副首席专家陈传绪告诉记者，“受南海周边航海活动历史资料缺失、南海海域面积广阔、南海海域近海底高分辨率探测作业刚刚起步等客观因素影响，本次深海水下文物的搜寻作业面临重重困难。”

为此，本次搜寻探测主要利用无人自主潜水器(AUV)、载人潜水器和深海声学拖体等3类深海潜水器搭载7类声光水下探测设备，使用“历史研判缩小范围、大范围侧扫普查、小范围高精度高效查证、抵近查证和水下作业”四层探测技术路径，缩小文物定位范围。

陈传绪介绍，在搜寻定位过程中，首先利用声学深拖侧扫进行大范围搜寻，每天搜寻一百平方公里左右，可以找到米级大小尺寸的物体。而后用AUV对疑似点所在区域进行连续拍照，从中发现沉船或者可疑文物，安排载人深潜进行水下查证确认及文物提取。同时，本次南海考古还使用了水下激光扫描成像仪开展探测工作，因激光穿透性强的特点，该设备可以克服水下光学衰减的影响，能够满足未来深远海作业对水下三维探测技术的需求，如水下目标侦查探测识别、水下抓取作业、水下三维重建、船舶救助、打捞等。

本次南海考古在深度上首次突破2000米。陈传绪表示，“目前世界上水深超过2000米的深海文物发掘近乎空白，南海考古实现了中国深海考古的又一突破。”

陈传绪认为，此次考古深度的突破，将带来几个方面重要影响：其一，载人、无人协同深海考古作业体系建立，为南海潜在文物聚集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新思路和模式。其二，将提升对深海水下文物尤其是沉船类文物分布规律和保存状况的认识。同时，探索出的深海考古调查的完整工作流程，及对各种水下特种作业技术的试验，将为今后深海水下文物的寻找、发现、提取积累经验。

据了解，近年来，伴随我国深海载人潜水器技术与作业能力的大幅提升，我国考古学家对水下遗存的探索，从不及百米到深达数千米，水下考古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法国和韩国设立了国家层面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机构。

王泽冰介绍，根据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总体规划，目前国内水下考古按照“一南一北”方针，南方主要开展“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如福建平潭海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海南西沙群岛水下调查以及广东“南海一号”“南澳一号”，漳州“圣杯屿”，上海“长江口二号”等沉船考古发掘工作。北方主要开展甲午沉舰课题研究，如辽宁“致远舰”“经远舰”水下考古工作，山东威海“定远舰”“靖远舰”水下考古工作等。“近几年北方水下考古工作基本摸清了甲午沉舰遗址的保存情况和沉没地点。”王泽冰说。

“通过深入挖掘水下文化遗产价值，不断提升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影响力。”陈传绪表示，未来，随着我国水下考古技术的深入发展，应加强多学科联合，借助于高新科技手段，通过开展日益精细化、规范化的深海考古实践，发展国产化深海考古水下特种作业技术与装备，逐步摸清并掌握各海域深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家底和分布情况，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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