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蓬勃发展。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人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关注，在此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基于对遗产价值的普遍性认知，尝试建立文化遗产的世界通用标准，从而努力将具有突出价值的遗产视为人类共同财富；通过国际合作，着手抢救保护重要的文化遗产；遗产保护的国际机构、组织也相继建立……这些实践，构成了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的绚丽图景。

　　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开始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其所在文化区域的背景、传统间的关系。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视为一种文化行为，以及在鼓励这一文化行为的过程中关照和促进文化多样性。1994年出现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就是对这一系列关注的回应。但是，如同其他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国际性文献一样，在其后延续至今的国际实践过程中，多样性观念仍不断对冲，在话语权争夺中也影响着文化遗产价值及保护目标的表达。

　　20世纪也是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体系建设和实践探索成型时期。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近100年间，中国在自身历史演进、文化观念发展及外来影响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文物古迹保护体系。从较为狭义的文物保护到21世纪初更具包容性的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体系呈现出系统性和宏大叙事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实践促进了技术发展，观念推动了新技术的应用；传统观念与新观念、外来理念不断碰撞，又促进了保护思想的更新和保护体系的建设。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对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深刻影响。

　　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到进入21世纪之后的20年间，中国进行了大量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参与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梳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形成过程，研究形成这种思想的影响因素，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回顾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发展历程，不难看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基本目标和核心原则的深刻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技术发展进一步塑造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改革开放和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引发了人们对保护目标和原则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及之后世界遗产申报、保护、管理的实践为这种碰撞与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大量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开始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发展积聚了发展动力。以2007年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通过的《北京文件》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构建中国特色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自觉过程，逐步形成了基于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符合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原则、反映中国文物古迹特性的保护思想和原则。这一过程在中国各类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中都以各自的方式呈现出来，无论是古建筑还是革命文物、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保护，无论是大遗址保护、展示还是石窟寺科学保护和管理，无论是工业遗产、乡村遗产利用与振兴还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都呈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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