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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影厂到西部电影集团 一个电影厂和它的时代(二)
  2005年04月14日15:4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我当时倒没有想到支持第五代什么的,就是想把西影厂搞上去,我不搞论资排辈,谁能干就上”。而其他电影厂多数还是论资排辈,创作的条条框框也多。所以第五代骚动起来,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珍爱的剧本、想法来到西影厂。吴天明回忆当时西影的招待所里经常能看到四五拨人,“导演、编剧、演员,经常都把招待所住满。”当时还有集体创作的气氛,有了本子就会主动把剧本送到你跟前,在导演之间互相传,互相提意见。西影的编制外人员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为西影拍片,而长内的黄建新、周晓文也跃跃欲试。1984年以后西影开始发力,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等相继诞生,让西影厂在全国扬眉吐气。

  张艺谋的《红高粱》诞生是第五代电影的一个转折点。吴天明和张艺谋于1985年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他不仅让张艺谋在自己导演的《老井》中担任主角,还让张艺谋独立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红高粱》。当时编制在广西的张艺谋只能住在西安籍的妻子肖华(后离婚)家,吴不仅把肖华招入西影图书馆,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当时这是特事特办。而张艺谋筹拍《红高粱》的时候,剧本上遭到非议,上面让先修改剧本,这个时候也是吴天明决定先去种外景所需的高粱,由于正式程序来不及,吴就到下属分厂的小金库里借钱。

  当时在创作上的热烈气氛给很多人深刻印象,那时还是小字辈的芦苇回忆起当年来强调说很难想象当年的气氛。他说自己只和吴见过一次面,大约1987年的一天,突然有电话叫他到吴的办公室,原来吴听说他编了两个剧本,吴问他具体有什么想法,他说自己想写西北题材,吴当场就批给他500块钱去体验生活。“整个谈话不到二十分钟,我就揣着这500块钱到甘肃的乡下待了好几个月,虽然回来以后没有写出本子,但是我后来编剧《黄河谣》都是从这时候积累的生活”。

  到了2005年,众多导演在第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奖的评选中把导演终身成就奖给了65岁的吴天明,这不仅仅是对他导演成就的肯定,还是目前掌握导演协会的第五代导演给予他的一个集体感谢:没有他,第五代也许就不会是这种面貌。

  1980年代的电影厂长

  “改革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事实上,中国电影厂的改革实验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从1980年就开始了,1984年7月,在西影厂成为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以后,吴天明马上召开了具有震撼性的一次全厂大会,当场免除大部分部门负责人职务,宣布新的临时负责人名单。吴天明回忆:“当然,有骂娘的,有去省里上告的,我家曾经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上来就骂操你妈,我也不客气就回骂操你妈的妈”,我还在全厂大会上说了这个电话的事情,“我吴天明干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电话骂我,要是你今天站出来就是条汉子,否则我就操你奶奶”。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厂长的职责,几乎大小事务都要顾及,分房子、长工资乃至下属的人际关系。电影创作方面牵涉的层面也远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1986年4月西影导演颜学恕导演的《野山》被第6届金鸡奖评委会评为最佳故事片,根据当时暂露头角的作家贾平凹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表现农村改革后经济、观念方面的变化,不料引起高层的关注,当时有领导专门就此进行讨论,认为《野山》与我国民族特性差距甚大,与当前农村改革政策也不相符,导致这一评选结果压了几个月后才公布。

  1985年以后三年是西影最辉煌的时期,《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接连获得国内外的电影大奖,陕西省委三次举行千人庆功大会表彰西影。当时西影输出影片占全国输出总部数25%,居全国之首。当时有人形容“中国电影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走向世界”,以至吴天明在外地出差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影院把其他厂的片子冒充是西影的来宣传。

  吴天明提到,19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市场的概念,“因为要卖拷贝,卖多卖少不一样”,他形容说自己当时是三条腿走路,一方面支持第五代拍摄所谓的探索片,这些片子多数都是赔钱的,可是在国内外影响大,其次就是拍摄方方面面都认可的片子,他自己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就是典型,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电影,第三就是受市场欢迎的片子,当时的《东陵大盗》、《黄河大侠》、《大刀王五》、《疯狂的代价》都风行一时。当时周晓文执导的处女作《他们正年轻》因为题材敏感的原因没有送审。到了1988年,他的《疯狂的代价》则卖出了两百多拷贝,成为西影最卖座的电影之一,那里面少女的稍微裸体镜头,在当时还引起争议。

  体制改革的呼声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1987年吴天明曾经讲到必须进行发行体制改革,“打破中影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的中影公司总经理胡健听说后带领自己公司的人当场退出西影的大型酒会,成为电影界议论的话题——直到1993年,广电部才颁布文件宣布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

  也是在1988年,西影以外的几家电影制片厂出现严重负债,而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娱乐片”的创作。到1989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陈昊苏提出“娱乐片主体论”,引起理论界争论。不久,陈昊苏被调离广电部。

  改革的双重叙事

  西影厂的衰落从1989年开始。如果说一开始吴天明滞留美国、第五代导演进入沉寂期是特殊原因的话,随后而来的就是整个电影市场的低落。西部电影集团副总裁孙毅安说:“在最低潮的时候,可以说很多电影厂都到了拍一部赔一部的地步”。

  一方面电视剧市场在惊人的膨胀,电影观众数量在缩减,另一方面电影观众的选择也多起来,电影厂之间的竞争在加剧,1993年开始的引进 “10部大片”计划让内地观众有机会欣赏到最新的国外大片,然后就是民营投资的崛起,以及繁多的盗版影碟的出现。

  为了生存,西影人转行去拍电视剧、广告,或是做文化公司等。在电影方面,除了偶而有一些主流片获得奖励,更多的是和民营资本、港台合拍电影,其中不少都是卖厂标——因为只有电影厂有出品权,只要给电影厂钱,一部电影就可以打上西影的标志出品。然而,熟悉内情的人说“在各个电影厂都开始出卖厂标的情况下,厂标的价钱从最早的一个50万一路跌到5万。”

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赵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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