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工丛飞的事迹，感动得不少人泪下：一个歌手，身患癌症，10年里却花了300万元扶危帮困，成了178个贫困孩子的父亲，欠下一身债务……

　　丛飞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但丛飞事迹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异乎寻常的博大之爱的感召力，还在于他使一个概念重新引人注目，重新让人琢磨：义工。

　　也许，对平凡百姓而言，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做出如丛飞一般感天动地的善举。但是，让自己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变成“丛飞”，为社会和他人、为困难群体尽一份义务之责，应该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做义工，就可以帮助善良的人满足心愿。一个丛飞，能量毕竟有限，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丛飞”，对国家的意义可能是非凡的。

　　可是，在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地区，想做义工，在操作上还有许多难度。有朋友就说：我想做啊，可是不知道该找谁啊！曾经，看到白血病患儿急需的骨髓样本库在一些地区还很不丰富，使不少孩子的生命难以挽回。于是，赶紧拨打报道标示的中华骨髓库某分支机构的电话，拨了几天，也没拨通过。听到过不少类似的遗憾：想做义工，想做志愿者，却不得其门而入。

　　也许，“义工”这个词儿，对大多数国人可能还很陌生。就连丛飞，也是偶尔从一次义工联邀他参加义工演出才了解的。而在一些国家，几乎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做义工的经历，而且，出色的义工经历对升学、求职，都有着“加分”的可能。比如在韩国，义工经历在高考成绩中，要占到8％的比例。在美国，一些有轻微罪错的孩子，得到的“罚单”也是在某处做多少天义工。这被认为有洗涤心灵的作用。而这一切，必须经由制度性安排才能实现。

　　两年前，曾有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倡议建立义工的社会服务制度。在我国很多地方，更多的是以“志愿者”称之。但是，迄今制度建设的进度还不够快。确实有一些城市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了，比如上海的普陀区，最近率先试点义工制度化，还提出要把做义工纳入公务员考核，每人每年要完成40小时志愿服务。但是，像这样的举措在全国范围还属凤毛麟角。据民政部统计，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人数在1379万左右，仅占全国人口的1％。

　　其实，对于正在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城乡差距仍然明显，社会利益调整比较剧烈，社会矛盾局部激化，社会困难群体还不能全部纳入社会保障系统，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还真不能缺了义工这一环。有了切实的义工制度，通过制度“造就”更多的“义工丛飞”，不但能升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使相对富裕的人群有机会反哺社会，使社会各阶层能够互相沟通互相了解，更能对尚未健全的社会保障起到裨补阙漏的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在义工制度的建设中，除了政府力量，还不能忽略群众团体和民间组织的作用。成就了丛飞的深圳义工联，就是有共青团背景的社会团体。将民间的扶危济困热情激发出来，并将之制度化、日常化，其作用可能更为普遍更为广泛。